记者新春走基层

　　9位记者回乡记

　　乡村里的中国故事

　　像往年一样，龙年春节，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熟悉也陌生的故乡。这里是每位记者血脉相连的老家，也是中国社会具体而微的基层。中国社会经济的每一步前行，都会在这里引发或大或小的回应。

　　民间金融借贷风暴中焦虑的生意人小贾，呼吁“小岗村农民不能成为失地农民”的严宏昌，总觉得占了国家便宜的乡村医生肖从汉，学会了“资本”和“PE”的农家乐少东家小李，不知道如何要回被拖欠三年工钱的农民老董，坚守、传续传统文化的书法家张昌气……

　　他们是大时代宏大主题下的一个个微观而鲜活的中国故事，他们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不能忽视的中国表情。读懂中国，必须从这里开始。

　　小岗村的烦恼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雪琴︱安徽凤阳报道

　　在中国60多万个村庄，哪个村庄最有名？安徽小岗村应该算一个。

　　春节前夕，《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了小岗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刻着“凤阳县小岗村”六个大字的牌楼。宽阔的广场、大包干纪念馆……这些都成为小岗鲜明的符号。

　　2004年刚到小岗担任党支部书记时，沈浩曾经有感而发，“小岗人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跨过富裕坎。”

　　在小岗村典型的北方农村形态中，有一座非常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多少有点突兀。这就是来小岗投资落户的美国GLG集团甜叶菊现代化工业园区。这个项目是沈浩生前历经辛苦才谈成的。据GLG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张永透露，公司在小岗的投资达到了6个亿。

　　GLG的到来，给小岗村的吴怀龙带来了甜蜜。吴怀龙，1979年生人，过去一直在外打工，村里来了GLG后他就留在了小岗，成为GLG一个燕麦车间的主任。他爱人在一个旅游公司工作，包吃包住，月工资也近2000元。

　　吴怀龙家的两层小楼显得宽敞明亮。这个家庭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大块，夫妇俩工资收入每年有4万多；小卖部收入每年为1万多；家里种了11亩地，年均收入约1万多，家庭年收入6万多。

　　“村里男的出去的多，又陆陆续续回来一部分。在外打工虽然收入能高一点，但每到逢年过节，特别想家；挤火车又特别受罪。现在，我每天早上8点去上班，下班回家要么帮父母看看店，要么看看电视、上上网。生活过得很舒服。”吴怀龙高兴地说。

　　不过，41岁的严家乐就没有这么高兴了。严家乐告诉记者：“曾经村里企业要征9亩地，我没给，没有了地，我靠什么生活呢？”为什么没到外面打工呢？“我一没文化，二没手艺，到城里出苦力又能挣多少钱呢？到GLG，人家也不要我这样的。”他靠种地为生，年收入约为2万多元，两个孩子上学，“年年干的只够吃的。”

　　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三儿两女，家里23口人四世同堂。在小岗村，他家的楼房显得很光鲜，也很气派。村里人说，他们家的日子过得很红火，主要靠孩子在城里打工挣钱。

　　严宏昌告诉记者：“大儿子、小儿子和二女婿都在城里打工。其他人在家做农活，有30多亩地，风调雨顺的话，大约有3万多元收入。家庭收入总共有5～6万元。”

　　严宏昌家的孩子没有去GLG上班。“我们家才被征了两三亩地，只有家里地差不多全被征了的人家，才有一个名额。”严宏昌说，大约有五六家企业进驻小岗村，但带动的就业人数有限。“说是上班，有的两到三天甚至一个星期才去上一天班。工资名义上说一两千，但一个月才坐几天班，能拿几个钱呢？有的年轻人进去又退出来了，到外边去打工。GLG是美国独资企业，与小岗村没有关系，他们从村里买了1000亩地。说给村里预留30%的股份，但小岗村必须要投3000万，我们哪有这笔钱呢？你去GLG打工，要经过面试等考核。高兴要你，不高兴不要你。他们认为自己是私人企业，没有义务和责任带动地方就业。”

　　严德友系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俊昌之子，曾经是沈浩的搭档。沈浩任书记，他当村主任。他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了忧虑，“村里有些人靠卖地拿了不少钱。一旦把这些钱挥霍掉了，他们怎么生存呢？会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有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小岗村民告诉记者：“有些进驻企业并不是真正生产，而仅仅是圈地抛荒。有个企业号称用地面积将达万亩，这就意味着农民要失去万亩土地，后果不堪设想。”

　　 “小岗村大约有2万亩地，已经被外来企业征地达七八千亩。”严宏昌希望通过《中国经济周刊》呼吁，“小岗村农民不能成为失地农民。希望上级部门高度关注，坚决刹住这股歪风，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

　　难收的高利贷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维晨︱山东淄博报道

　　除了在售或在建的商品房楼群，游走在拥挤且狭窄街道上的保时捷、奔驰、宝马，成了这个小城最显眼的装潢。驾驶座上那些年轻的脸庞，有的甚至稚气未脱。

　　这里是山东淄博的一个区县。小城的人们都知道，这样的“繁华”如温州、鄂尔多斯一般，几乎都是高利息诱惑下诞生的民间借贷裙摆。我的一个旧相识也陷入其中。

　　大红的灯笼挂在了门口，与门框上的金字春联遥相呼应。24岁的贾智猛摇晃着接近一米八的个头，从板凳上缓慢地挪下来。他还不是太清醒，近来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的生活，让他不太习惯。

　　还有一周便是春节，喜庆的环境并不能让这个年轻人释怀。他把这种难以言明的心理称作“焦虑”。“前段时间，家里放出去几笔债，到现在还没有要回来。每天一大早我就要去问别人要钱。”贾智猛口中的“债”便是如今横行大江南北的民间借贷，老百姓叫它“高利贷”。

　　贾家一直经营着一个与纺织品有关的企业。由于起步早，善经营，贾家略有家底。2011年12月，贾家的几个朋友数次劝说他们将闲散资金以高额利息借给自己使用。朋友开出的利息比银行高10倍。经不住朋友们的诱惑，贾家同意了。一个月下来，贾家便拿到了两千余元的利息。临近年底，贾家想抽回本金还银行贷款，却未能如愿。“这次一共放出去了50多万，我和家里人分头盯着每个借钱的人。”一边开车，一边介绍情况的贾智猛停稳了车，迅速走向一个正在开卷帘门的中年男子。

　　或是听到脚步声，中年男子起身回头。小贾提高嗓门喊了声：“李大爷！过年好啊！今天有钱回来了吗？”中年男子“阴阳怪气”地嗯了一声：“一个星期你来了8趟，都拜过8次年了。刚开门，没有钱。”

　　沾满灰尘的卷帘门收起后，现出一间接近200平米的门脸房。这位“李大爷”主要经营不锈钢产品。他打量着我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表示是贾的表哥，这才打消了对方的疑虑：“我还以为是你带来逼债的呢。”

　　李大爷借钱也并非救急，而是以近一毛钱利息放给了别人。“别人是周转用还是继续放贷我不管。但我确实没钱。我每个月给你们付息，但是本金都在别人那里。他们不还钱，我也没有钱还。”

　　小贾按捺不住说：“李大爷，今天一有钱你就给我，不管多少。”虽是着急，但还属客气。几段客套后，大家便开始沉默。有客人来了，李大爷便打理生意，没人来便继续无言以对。这样的场合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这样的场面在之前的一周已经上演了8次。

　　天色已黑，李大爷关门了。道别之后，贾智猛上了车自言自语：“明天得继续啊！几个借钱的都是朋友。他们是真没钱。所以我每天早上到晚上靠在这里，一有钱就立刻收上来，他们也愿意先给我家。”贾家的“借钱”只有欠条和收条，没有任何合同和担保。

　　很少有像贾家这样温和催债的。但贾家的运气也好，因为自家所在的这条资金链上，还没有人跑路。

　　一些并未跑路的人为了安抚放贷者，便用募集来的钱购置了豪车以制造资金充足的表象。“现在街头巷尾的一部分豪车就是这样来的，为的是告诉别人，自己连上百万的车都开得起，当然可以还得起本金。”一位匿名放贷人说，这些人往往以两分钱的利息成本融资五百万，先用一百万元买好车，然后将剩下的钱以月息翻倍甚至翻几倍的高息收入来弥补购车造成的空缺。

　　这位匿名放贷人比贾家要“悲催”得多，因为吸收“融资”的人已经无影无踪。他与其他债主四处寻找却一无所获。

　　回到家便瘫在沙发上的贾智猛不知道自己的钱要到何时才能收回。但是过完年，这种要债还要继续。

　　据说在当地民间借贷市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咱家的钱多得好几辈子都花不完，咱家的债多得好几十辈子都还不完。”

　　便宜的“别墅卫生室”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勇|河南信阳报道

　　乡村医生肖从汉总觉得大家占了国家便宜。

　　肖从汉是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泼河镇南王岗村的一名老医生，现在的身份是村卫生室负责人。

　　2011年12月29日，河南省在全省实行药品零差价改革，同时，一座座“别墅式卫生室”（标准化村卫生室）由信阳市逐步推广开来。信阳市下辖的光山县就有306个村卫生室，基本实现行政村的覆盖。

　　标准化村卫生室由政府统一规划并给予适当补贴，乡村医生自筹资金建造，服务于基层医疗。一般每处卫生室的造价在10余万元至20余万元不等。由于村卫生室外形酷似红色别墅，且在农村显得“高档”，被当地人称为“别墅式卫生室”。

　　光山县卫生局办公室主任饶昱杰说，在建造村卫生室时，县财政仅免费出让卫生室地皮一块儿就补贴4000余万元。其建造方式由乡村医生自建和私人老板承建后转租给乡村医生等。

　　肖从汉所在的南王岗村卫生室，包括后期装修花费了20万元，自己只投资了2万元。其余资金由个体老板帮忙筹集，作为报酬，拟与个体老板签订的合同是每年给予其6000元，算是村卫生室的转租租金。

　　南王岗村村民老黄，春节前夕患上了重感冒，有两个月没生病的他去“别墅式卫生室”输了三瓶液之后痊愈了。在付账的时候，他惊喜地发现，只花了20元左右，比之前30多元的价格便宜了不少。

　　“这是实行药品零差价的效果。”肖从汉说。“别墅式”村卫生室的建立，给村民看病带来了方便，也给村医的生活和收入带来了变化。

　　据光山县卫生局分管医疗改革的刘武洲书记介绍，在全河南省实行零差价改革后，乡村医生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两块儿：为病人看病每次收取的诊疗费；政府按村卫生室辖区内负责的人口数所补助的费用。

　　 “以前我们医生看病可以从药品里赚点钱，比如10元的药我们可以赚2到3元，但现在实行零差价之后，赚不了了。现在我们的收入只是收取患者0.5元的诊断费，另外国家通过新农合补助的4.5元，即一例患者可以有毛收入5元。”肖从汉说。

　　此外，肖从汉的另外一块收入来源于所服务区域覆盖的乡村医疗人数，政府按照覆盖人数的每1000人5000元的标准补助，即每人5元。而人数统计的标准则是乡村医生为覆盖村民所建立的健康档案数。

　　不过接着，肖从汉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如果每例患者国家补助4.5元，我感觉有些地方占国家便宜了，比如有些患者只是来看病开个药还不到3元钱，政府就补助4.5元。”他说。

　　刘武洲书记告诉肖从汉，“别有这个顾虑，现在政府实行这样的零差价以及补助政策就是为了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改变以往‘以药养医’的局面。你想啊，虽然有的病例简单你总共收取了5元的诊断费，还有一些复杂麻烦的病例呢，你同样只有5元的收益，这个补助标准是一个平均数。”

　　老肖点点头，似乎明白了。

　　讨薪记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伟︱河南新乡报道

　　除夕那天中午，董叔他们7个人终于把奶牛场老板堵在了家里。

　　奶牛场老板看见他们，亲切地说：“过年好啊，家里年货都备齐了吧？”

　　董叔他们客气地说：“都备好了。你欠我们的工钱，都三年了，该给了吧？”

　　奶牛场老板故作遗憾地直拍大腿，“你们怎么不早点来！前几天我手里还宽裕，本想把工钱给你们，可惜不知道你们的电话，联系不上。现在我又没钱了。要不，给你们些酒吧，反正过年也用得着。”奶牛场老板指着墙角的几箱白酒说，这是好酒，一箱400元。

　　董叔他们看了看白酒，有人记得，这酒在商店里卖，一箱也就200多元。于是内部起了争执，有人同意拿酒抵钱，有人坚决反对。争了半天，也没个统一意见。

　　鞭炮声越来越密集了，该回家吃年夜饭了。董叔他们无奈地走了，决定年后再来。三年来，他们的第N次讨薪就此宣告失败。

　　董叔今年50岁，一家四口，自己一年四季在外面打工挣钱，儿子在外地上大学，女儿在家里上小学，老婆在家务农。

　　2009年，这个离董叔家不到20公里的奶牛场盖房子，董叔他们干了20多天活，工钱总共有1万多。但直到今天，这钱也没要到手里。

　　董叔他们找过当地乡政府，乡里的人说，这事该县劳动局管。县劳动局的工作人员则很遗憾地告诉他们，这家奶牛场不是注册企业，所以没有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劳动局也拿他没办法。

　　董叔他们去找法院，法院说，你们有欠薪的证据吗？董叔他们说，我们7个人就是证据。法院说，你们当不了证据。董叔气愤地说：我们为什么当不了证据？法院说：给你说不明白。

　　县劳动局的好心人给董叔他们支招说，你们去吓唬吓唬奶牛场老板，或许他就把钱给你们了。董叔问：怎么吓唬？劳动局的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

　　董叔他们就四处打听、留意吓唬的招数，乱七八糟地学了好多，反正最后都没什么用。儿子寒假回家后，董叔就让儿子帮他查找吓唬的办法。

　　董叔的儿子在邻居家上网查了半天，告诉董叔：农民工讨薪有跳楼的。董叔骂道：咱们农村哪来的楼房？最高就两层，有个屁用！

　　董叔的儿子说：有到政府门口静坐的。董叔说：静坐！闹都没用，坐在那里有个屁用！

　　董叔的儿子说：有找媒体曝光的。董叔说：电视里报道的，至少都是欠人家一二十万的，我们7个人总共才1万多，记者能来个屁！

　　儿子说：有绑架老板家人的。董叔说：犯法的事能干吗？把我抓了谁打工供你读书！再说了，他比我有钱，公安局他比我熟。

　　……

　　董叔的儿子说一条，董叔骂骂咧咧地否定一条。说了半天，竟是一条管用的法子也没有。董叔又气又怒，骂道：老子辛辛苦苦打工挣钱，供你读大学，你连个吓唬人的办法都找不到，读的什么狗屁书？

　　董叔的儿子又羞又恼，说：吓唬人跟上大学有什么关系？算了，跟你说不明白！

　　董叔生气地说：他妈的，你以后去法院上班吧，跟他们说话一个样！说不明白个屁！我给他干活，他就得给我工钱！这么简单的事，有什么说不明白的！

　　一直坐在旁边的董婶突然不耐烦地说：就你出息大！你出息大，怎么不开个奶牛场欠别人工钱！还是想想过了年去哪里打工赚钱吧。

　　一座山村的煤矿关闭综合征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勇·李姗姗︱河南汝州报道

　　腊月二十六，雨雪霏霏中，李湾村新修的文化休闲娱乐广场少了昔日的喧嚣。

　　离过年还有三天，村里大部分村民忙活着准备过年的东西。常年在外工作和学习的人也像候鸟一样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赶回来过年，不时有轿车穿过整齐的街道。

　　这个掩映在虎狼爬岭深处的村子在雨雪的笼罩下，散发着清新的气息。

　　李湾新村从2004年开始建设，2008年基本搬迁完毕。在当地人心目中，初具规模的李湾村现在是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干净而整洁的街道，清一色红砖瓦砾的门头，宽敞的文化广场，一切似乎都是崭新的。

　　2010年，李湾村筹资40万元，打了一眼130米的深井，铺设28000米管道，建成安全饮用水工程，使全村485户村民都用上自来水。为了方便村民健身娱乐，在河南省汝州市统战部和工商联等部门的支持下，投资165万元，建成了李湾中心村文化休闲娱乐广场，设立了标准化篮球场，安装各种健身器材。此外，还投资20多万元，为村民搭建了戏曲大舞台。为使村庄更加靓丽、村民的居住环境更加优美，投资10余万元，完成了全村南北7条主要街道迎面墙壁的彩色粉饰工程，李湾村焕然一新。

　　不过，这些对于王兵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26岁的王兵在郑州工作，一年回家不了几次，家乡的变化对他来说，没啥太多感觉。不过，今年放假回家，他心里无限感触，“忽然发现村里很多人都买车了，农村人也努力赚钱住洋房买车了。”同时，王兵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寒冷”，大家都忙着赚钱，出去打工的人也多了起来，似乎人情味寡淡多了。

　　“还不是因为煤矿都关了，别的不会啥技术，很多人就去山西、内蒙古有煤矿的地方干老本行了。”56岁的老王叹息道。老王家在村子里算是数一数二的，家境颇为殷实，他有三个孩子，老大是研究生在外地工作，和媳妇过年都没回来，老二和媳妇在市里工作，老三和他一起经营着洗煤厂。“洗煤厂都停了很长时间了，受政策的影响，小煤矿都关闭了，买不到煤，从外地运回来的煤太贵了，没法干。”老王说。

　　对于大多数李湾村的人来说，煤矿令他们爱恨交错。这个地处汝州百里煤海腹地的村庄的命运和煤矿紧密联系在一起，新村的建设亦是因煤而起。

　　李湾村地下煤炭储量极为丰富，中平煤化朝川三井、联营贾岭矿等大型煤矿分布四周。相传，古时这里就有48盘炭煤窑之说，老百姓打红薯窖就曾挖到过煤，丰富的煤矿资源给李湾带来了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

　　上世纪80年代，国有的、集体的、私营的煤矿蜂拥而上，由于煤矿开采，造成了地表塌陷，村上90%的民房，变成了危房，有的墙壁裂缝可通过拳头，东倒西歪，摇摇欲坠。为此，村民与矿上的矛盾不断激化。2004年夏天，村矿的矛盾已达到了白热化，几百名村民带着工具与煤矿拼命，矿上工人也全力反击，事态平息后，村里提出只有在非塌陷区上建新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村民住房安全问题。

　　“因老村占的是河边好地，房屋建设没有进行规划，村中的空闲地也不能利用，如搬到村南岭地的小北线两侧，不但交通方便，重新合理规划，以岭地换好地，还可节约一大部分土地。这样既解决了村民的住房困难问题，又缓解了日益突出的土地问题。”临危受命的李湾村党支部书记王天照回忆道。

　　经过努力，煤矿补偿的1700万资金相继到位。2004年10月，李湾新村动工建设；2009年，李湾趁新农村建设之“东风”提出建设新农村中心村。

　　不过，这个不再受煤矿影响的新村，依然与煤矿的命运脉搏一起跳动。

　　除了一部分村民因煤矿的关闭而到外地打工外，村里子很多人经营的和煤矿相关的选矿厂、洗煤厂等产业都因煤矿的关闭整合受到了很大影响。“煤矿关了，欠我们十几万的占地费还没补偿呢。”一个30多岁的汉子激动地嚷嚷说。而很多村民关心的旧村拆迁复耕、关闭煤矿复耕问题依旧摆在面前。显然，这一切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

　　王兵更为担忧的是，村子里没啥大的企业，以后的发展靠什么。

　　“不能只靠‘输血’，还要自己‘造血’。我们已经初步筛选了面粉加工、秸秆发电等几个项目，争取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发展。”王天照已经感受到压力。

　　只是，这个丘陵深处的小村庄招商引资能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国家级农家乐示范村：

　　只有农家，没有乐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小晓︱陕西西安报道

　　从北京回西安过年，每当讨论出行计划时，总会有人建议去上王村的农家乐。据大家介绍，西安近郊的上王村早已不是当年的破村子，而是国家级的农家乐示范村，有“陕西省旅游新名片”之美誉，全村95%的家庭都开办了农家乐，一年的接待量在70万到80万人次。

　　当我多年后再次走进上王村，惊讶地发现过去黄砖土墙、禾苗遍地的村子已然变了模样，整个村落都经过了风格统一的修葺，水泥砖瓦整齐划一，俨然一副连锁度假村派头。

　　“笑笑农家乐”的老板张凤均热情地迎上来接待。当我询问是否可以采访时，张凤均非常熟练地应承道：“没问题，以前也有记者来过，想问什么尽管问。”

　　张凤均告诉我，他们不算村里的大户，但每个月平均收入七八千元也不成问题。“如今物价上涨，办一个农家乐总共需要30万元。”虽然这并非一笔小数，但当地政府都给农民贷款支持，每个月贷款利息只有8.8厘。“通常贷款一两年就能还清了，后面就都是盈利。就算这一二年物价飞涨，生意不好做了，但我还没听说哪户亏了本的。现在村里家家都是万元户。”张凤均喜不自禁地告诉我。

　　当我坐下之后，张凤均完全不问我点什么菜，就将一碟碟的菜肴端上了桌。几乎全是素菜，有凉拌野菜、醋熘土豆丝等，分量都很大。此外，还有烧饼和玉米碴子粥。

　　“来的人都吃这些吗？”我问道。“对，我们的菜都是一样的，每人18元的标准，是上面统一规定的。不过你可以选择吃鸡或者不吃鸡。”张凤均回答得干脆利落，还拿出一张“上王村农家乐管理规范”来给我看。

　　“规范”上明文规定着农家乐的收费标准：6人以上每桌六凉六热，6人以下每桌四凉四热，每位价格18元；空调房间住宿每人30元……

　　另一张“农家乐管理办法”则明确规定着村民们的生活细节，例如“不许在门口放拖把”、“不许在河渠里洗衣服”、“宠物不得上街”等等。

　　原来，随着上王村农家乐逐渐兴起，当地政府就决定对其进行统一整顿，从而让服务更加规范化。2007年开始，长安区委、区政府先后投入300多万元，对上王村环境基础设施和民宅进行了彻底改造。为了推动农家乐品牌化发展，西安市质监局还特为其制定了全国首个农家乐服务标准化体系。

　　从此，上王村家家户户都有了统一的装修，菜单上都有了统一的菜目和价格。张凤均告诉我，就连烙饼和炖鸡的制作方法，都是村里统一培训的。上王村农家乐由此走上了一条“规范化道路”。据张凤均介绍，各家各户不仅菜目相同，就连进货的渠道都差不多。

　　同去的朋友告诉我：“现在的农家乐都千篇一律，‘白天喝玉米糁，晚上支摊打麻将’。真正体现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项目，却从来没被纳入‘乐’的范畴。”

　　张凤均也告诉我，统一规范化的管理也让村民们好不习惯。之前过惯了鸡犬相闻的日子，如今规定宠物不能上街，不许在河渠里洗衣服，这些农村的生活习惯都被限制了。“以前家里的狗都在门前晒太阳，如今只能拴在狗窝里。”

　　此外，据张凤均介绍，去年物价飞涨，但农家乐18元/人的价格规定从2010年起就没有变过。这让他们的利润越来越薄。“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盈利渠道。再这样下去就悬了。”

　　朋友说：“城里人好不容易去农村玩一次，多花几十块钱都不是问题，关键是要吃好玩好。我希望在这里感受到更贴近乡村的生活方式，例如插秧和捕鱼。同时，如果他们能开设剪纸、做年糕等培训课程，我也很乐意付钱参加。一味地打价格战不是农家乐应该做的。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让游客满意而归，才是正确的大方向。”

　　渔家乐的PE想法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侯隽︱河南郑州报道

　　年过半百的老李是郑州市郊区一位普通农民，他最得意的是2011年自己靠实力说话，让此前一直在城里打工的儿子毅然决定回归老本行，在老家惠济区承包了5亩果园，开展渔家乐一条龙服务。

　　“今年我和儿子的收入都能够超过20万元，比在城里打工挣得多多了。”老李显得非常兴奋，“我们家在郑州东区买了两套房子，还买了一台46英寸的大液晶。”

　　 “谁都知道我们这里一向都很穷，同样是农民，大家都没地种了，但是我亲家在二七区小李庄都市乡村，靠房租就可以不干活，而我们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开小饭馆卖黄河鲤鱼。”老李说。

　　早在2000年初，当地很多农民就开始打出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要内容的黄河旅游品牌。“不过那时真是个草台班子，就是一条船、一个院再加上10多张桌子和一些小木凳。”老李说。

　　2005年起，老李就利用渔船做起了水上渔家乐生意，随着惠济区休闲观光型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他的渔家乐规模也越来越大，不光在渔船上提供餐饮服务，两年后还把总店搬迁到岸上。

　　老李的饭店位于南裹头黄河花园口段大堤内侧的东大坝上，此处距著名的花园口将军坝仅2公里。数十条渔船扎堆停靠在岸边，一律红色顶篷、彩旗飘扬，船上摆满大大小小的餐桌，场面十分壮观。

　　“来了就吃，吃过就走。”老李这样总结自己头五年的渔家乐生涯。至于“乐”不“乐”，老李父子都认为自己可是不快乐的。

　　首先是扎堆竞争。“反正就是那几个菜，红烧黄河鲤鱼、炸鱼块、小酥肉……价钱差不多，看谁会揽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红烧黄河鲤鱼这个菜，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名声来的，但是所有饭店做得都是一个味儿，结果把这道菜的‘名声’毁了，价格也毁了。”老李提起来还是非常痛心。他告诉记者，早年渔家乐竞争最厉害的时候，只要一家新开发一道菜，不到一个月，周边所有的农家乐就都有了这道菜，于是大家的菜几乎一模一样……

　　其次是产品单一，服务单一。因为客人一般都是市区的，经常吃了就走，所以很多渔家乐只有简易住房，根本不具备住宿条件。“光吃饭是不行的，留不住客呀。”老李说，于是他才想起承包果园搞采摘，让客人吃完后还能去玩，接着再回来吃晚饭。

　　 “我的理想是在我家盖一个小宾馆，至少要有一个能容纳100到200人的会议室，还要有个娱乐室，能打台球和乒乓球，周末的时候几家人来这里住住，可以去地里采摘，还可以住宿和娱乐，这才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农家乐。”老李如是描绘着自己的未来蓝图。

　　2011年，他已经开始了第一步，承包一个5亩的果园，专门做草莓采摘，这是他儿子小李的建议。小李在郑州读的大专，专门学了工商管理，毕业后一直在郑州一家企业工作。从小就想摆脱农民身份的小李告诉记者，“开始我真的不想去继承我爸的渔家乐，从小就帮他端盘子洗碗，我觉得这不是男人干的活儿！”他说，城乡一体化时代到来后，农民失去了传统耕种模式，其实自己也在摸索转型。“我爸和我岳父是两个代表，一个搞农家乐，一个在都市乡村出租房子，老实说我都看不上！”

　　当走南闯北之后，小李发现渔家乐其实大有可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成都和北京。成都郊区一个村全都是农家乐，餐饮、娱乐、住宿和休闲的分工明确，客人来了就能住好几天，有时间玩，也能多消费。”一次偶然的出差让他决定回家继承父业。

　　2011年，他辞职回家，先从服务着手，培训服务员关于餐厅礼仪和服务常识，接着承包果园开发采摘项目；然后和附近黄河滩骑马、垂钓的商家开始结成合作关系，形成一条龙服务。而年底的北京之行，则让小李又学会“资本”和“PE（私募股权基金）”这两个新词。

　　“我想搞全家乐，搞生态园，有房间可以住宿，还要有娱乐设施。想法很多，但就是没有钱，因此我专门去了北京，发现大城市的休闲农业都开始招商引资，专门引进和开发一批规模不等、风格各异的集会务接待、生态休闲为一体的会议服务项目，还有引进品牌会议，并以会招商，以会促游”。

　　“我的理想是开发建设一个集餐饮、娱乐、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生态旅游村’，营造都市田园氛围。”小李如是憧憬。

　　小县城的春联生意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朱梓烨︱湖南常德报道

　　临澧，湘西北丘陵地带的一座小县城，在上世纪90年代，全县40多万人口养活了几十家手写春联的买卖。如今，当年被春联摊子围得水泄不通的农贸市场早已改造成了商业步行街，那些曾为争抢摊位而大打出手的“买卖人”一个个歇笔还家。

　　从抢生意做，到没生意做，再到现在做起“高价生意”，这个短暂而渺小的战场，大浪淘沙之后，如今只剩下现年64岁的张昌气。作为小县城为数不多的文化品牌之一，除了那些“花里胡哨”的印刷品，老张已罕有对手。

　　上世纪90年代的临澧县，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每到年关，从过小年那天到大年三十，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人从各乡镇赶往城关镇（现安福镇）置办年货。

　　那是农贸市场最热闹的时代。围着农贸市场一圈，是另一批生意人，“一年一发”，手写春联的生意一年就这几天。由于空气潮湿，又没有暖气，湖南的冬天异常寒冷。没有毡布搭棚，一家人围坐在炭火边，边吆喝，边写字。

　　作为一种民俗，不论文化高低，春联在县城春节的小市场里是作为必需品出售的。“这时期的春联就像是小商品，没几个人在乎字写得好坏，谁便宜就买谁的”。老张是县剧团的职工，因为字写得好便出来和别人合伙赚点外快。每年六七月份便开始准备原材料，刻板印花，准备现货（提前写完包好的成品），直到腊月二十四出摊，没歇过几天。开始几年，老张没管过钱的事，他管写，合伙人管卖，买卖结束，两家分成，对方给多少，老张拿多少。

　　世纪之交的那几年，是春联生意最红火、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几年。学校的老师、机关的老干部、学美术的学生、开装饰店的老板，都加入战斗。然而，这也是个靠天吃饭的生意。再冷的天也要出摊，不临街就揽不到生意。“刮风减半，下雨全完”。虽然搬到自家大剧院的门口，但没有独占一方的特权，老张夫妻仍清早4点多起来占地方，生意好坏都是一天，晚上七八点钟到家，手脚冻僵，得在火盆边烤一会儿才能做饭。

　　进入21世纪，手写春联的生意一下子萧条了。对手一个个退出战场，但老张的生意没有好转，虽然他早已小有名气。

　　最大的威胁是印刷品。起先，是移动、电信给客户送的印制春联；后来，一些单位和超市也印制春联；再后来，县里面流行了几年木牌春联（将春联印制在广告布上，再将其固定在木框上）。“这些玩意儿一开始出来，大家都图新鲜，但按习俗，腊月三十贴春联，正月十五就得撕下来，‘一年一发’，哪有一副春联挂整年，明年不坏就不换的道理。”老张还有更大的担忧：这些年，民俗正在渐渐消逝，现在很多人家已经不贴春联了。

　　但这两年，老张的生意又红火起来了。曾经挤满好几家生意的大剧院门前，如今只剩下老张这一家。“我们是冲着老先生的字来的，走遍全城，就这一家，又快又好！”一位30多岁的顾客在写字台旁站了一个小时，等着老张的儿子给他排号。

　　“说实话，我的出货量是越来越少了，但来买的人品味越来越高了。来我这的人大多都是老主顾，很多人是冲着我的字来的。”前几年，县书画协会办过一次新春送春联的活动，却丝毫没有影响老张的生意。不管是务农的还是上班的，不管是打工的还是求学的，从小贩到老板，从科员到县长，都愿意看老张写字，顺便攀谈攀谈。“等会儿等会儿，我把这一副写完再说”。老张怕光顾着说话，把字写错了，“这两年多了一批新顾客，主要是返乡的大学生。他们有文化有见识，回家后就自己创作，再拿来让我写。他们的父母反而不热衷。”

　　“老先生，您这春联一副多少钱？”“最小的8块，最大的20！”“这么贵？”“你不知道现在的豆角多少钱一斤？”

　　“1998年，竞争最激烈的那一年，雨夹雪，街上都是泥巴，我们只能两三块钱出手‘贱卖’。”2012年，年前七天，没一个好天气，但老张的存货却在腊月二十七那天就卖光了。“不过，现在的十块还抵不过当年的三四块。物价涨了，纸、金粉这些原材料都涨了。”

　　老张如今是县城很有名气的书法家，他最骄傲的是他的几个徒弟在大学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而受到重视。“写春联、带学生，都是老有所为，你别看我们忙里忙外大半年，赚的钱还不够在北京买一平米的。”有人劝老张到大城市做春联生意，“大城市文化人多，价绝不会低。但那些小格子房贴不了我这2.6米长的大春联。”

　　走在节后的大街上，老张一家边左右张望，边踱步前行。“贴手写春联的还是少了。但这些印制的春联，字都太难看。”说完，老张面向我，“国家今后要扶持文化产业，你说我们这一行，是不是也能做出个文化产业来？哈哈哈！”

　　回家路上的那些无牌车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雪莲︱黑龙江报道

　　为了不再受春节购票之苦，我和老公决定，开车回家过年。

　　因为第一次开车回家，我承担了路上的瞭望工作。惯于上车就睡觉的我忽然发现，高速路上经常会有一些无牌照高档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其中我看到宝马5辆，路虎2辆，奔驰3辆，奥迪A6 4辆，雷克萨斯1辆，丰田霸道3辆，还有几辆我根本不认识的高档车。

　　是无钱入户？不会吧，高档车都买得起，车牌子上不起？是非法上路？总不会都是偷来的吧？或是刚买新车？我倒是看见了一辆一看就是新车的无牌照车，在路上规矩行驶。

　　朋友告诉我，一些高档名牌汽车长期无牌上路很常见，这些车多数是价格数十万至上百万的高档名车。“原因嘛当然有很多，比如有的是为了等一个非常好的车号，有的是为了闯红灯方便，甚至有的就是走私车、套牌车、拼装车、改装车，根本没有办法上牌。也有的是相关部门的车，年关时很敏感，开车的人会临时把牌照拿下来，大家心知肚明，一旦扣车可能打几个电话就能解决。”

　　在辽宁段的一个路口，我看到了辽宁的执法车，有几辆无牌车和挡车牌的车被拦下。不过朋友告诉我，查扣高档无牌车有着相当的难度，因为高档车性能比较好，速度快，警车往往追不上。而且交管部门也不提倡追车，只能是在路口的固定岗拦截，效率上大打折扣。

　　与身边飞驰而过的无牌高档车一样，一些故意挡上了车牌的车辆也几乎都是呼啸而过。有将对联的横批贴在车牌照上的，有整个牌照用布蒙住的，还有一辆大货车，就把一个大塑料袋挂在车牌上面。而最常见的遮挡是将光盘贴在车牌照上。

　　要说回家心切挡车牌是为了超速不被抓，年后回京的路上很多车也在挡车牌。有辆北京牌照的汽车，与我们前后一起行驶到辽宁路段某服务区，在我们休息结束再次启程后，我看到他们已经在服务区前面的路边用光盘挡牌照了，很快，他们就从后面超过我们不见踪影了。而另一辆北京牌照的两厢汽车，休息时见到女乘客抱着1岁左右的孩子，也竟然挡了车牌呼啸而去了。当时我们的时速是125公里/小时，老公说，以他们超越的速度，至少要140公里/小时。

　　在超级不理解这些超速车到底是着急赶路还是车技够好之外，回家的路上我还最惧怕遇到摇摇晃晃并且经常跑到超速车道上的大货车。总是担心，被那么大的大家伙碰到，或者被那么大的大家伙亲密接触下，咱这家用小轿车绝对没好。所以我们见到大货车，基本都是找机会超过去，既不在旁边比肩，也坚决不在它们的虎口后面跟随。

　　对大货车的惧怕一来是因为知道它的惯性太大，二来是前年在丽江时，听当地人讲路上的大货车基本都不安装后保险杠，而且连后车灯都没有，很多时候等到小车靠近了才发现有个大家伙在前面，刹车都来不及。我一直在路上观察大货车的保险杠。与前年在丽江公路上看到的不一样，我看到的大货车都安装了保险杠。

　　首次开车回家过年，我们严格遵守了限速规定，一路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