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砖头”的巴尔特

　　刘旭俊

　　“托尔斯泰需要二十页来描写安娜·卡列尼娜，而福楼拜需要三十页来描写包法利夫人。其实他们只需要一架拍立得照相机。”几十年前，影像艺术家白南准如是说。的确，较之于文字，影像有它独特的优势：清晰、直观、剔除了文字表达独有的暧昧特征。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它同样留下了后患。1972年来华的安东尼奥尼拍摄纪录片《中国》而百口莫辩地惨遭全国性批判，1974年来华的罗兰·巴尔特写下三本日记却未受“秋后算账”之苦。

　　1974年的中国与法国，有两件事颇值得玩味。在中国，《人民日报》于1月30日刊载大批判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随后，举国上下掀起了批判安东尼奥尼的风潮，继而中国对于前来访问的外国知识分子提高了政治警惕性。而在法国，2月28日，让·亚纳的影片《解放军占领巴黎》首映成功，其中对于当时中国政府极尽嘲讽，间接导致400个来华访问者的签证遭到拒签。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罗兰·巴尔特与他在《原样》（Tel Quel）杂志的友人（索莱尔斯与克里斯蒂娃夫妇、普莱内以及瓦尔等人）于4月11日至5月4日踏上了“双规旅行”（在规定时间走规定路线）。

　　除了上述几位，20世纪来华访问的著名知识分子还有罗素、杜威、萨特、波伏娃等等。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未受谁的派遣，或许只是好奇心使然。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是一个神秘的异质性文明，1949年以后，西方左派知识界又把这个国度塑造成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或者，用罗素的话来说，“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而他们抵达这个国家，就好像猎奇者发现了一处奇特的人造景观。

　　在巴尔特的日记里，一切规则的例外首先来自最直观的美学范畴。推崇“零度写作”并且深谙“流行体系”的他，如是评价1974年的中国时尚——“完全没有时尚可言。零度的衣饰。没有任何寻求、任何选择。排斥爱美。所有的妇女都穿着裤子。裙子在这里消失了”。这种反美学原则从服饰蔓延到表情，巴尔特在街上所见到行色匆匆的路人，一律“没有微笑：与西方人的故作笑脸相反。不论在什么场合，都没有微笑”。无微笑，“文革”时期的民族表情，当他参观洛阳龙门石窟后，为他找到了绝佳的隐喻——石像。

　　无疑，美学问题的实质是政治问题。在政治高压之下，生活往往都遵循意识形态原则：过度政治化，并且反美学。巴尔特来访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他习惯性地试图潜入异质文化的表层，寻找那些能够为他的符号学提供例证的异国符号，就如同他1967年到访日本后所做的一样。令人失望的是，日本的“自由行”让他回国后写成了《符号帝国》，在中国的“跟团旅游”中他却找不到充盈的符号世界。所见所感的只是被他称为“砖头”的符号——某种陈词滥调、俗套在语言中的最小单位。

　　这是一个能指匮乏、所指空洞的国度。他在日记里写道，“在中国，唯一的能指=字体（毛泽东的书法、大字报）”。在研究政治学的看来，立法者是权力者；而在研究语言学的看来，知识即权力，拥有话语权的是最高权力者。显然，巴尔特是后者。短短几天工夫，他就从无处不在的《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诗词里领教了毛语的威力，他总结说：“总之，毛泽东：是一位语言奠基者。语言奠基者在取代立法者”。另一方面，巴尔特惊讶于中国人不厌其烦地谈到林彪，仿佛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过错都是他所犯下的。

　　相似的情况还有安东尼奥尼。训练有素的民众纷纷指责这位周恩来请来的座上宾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控诉“他说话与苏联修正主义如出一辙，林彪和孔夫子一个鼻孔出气”。这引起了巴尔特的警觉，当整理在中国写下的三本日记时，他意识到，“如果我发表它们，那正好就是安东尼奥尼式的东西”。他既不可能内在于“文革”中的毛语表示赞同，也不可能外在于它从而进行批评。因此，兼顾写作的可行性以及避免与安东尼奥尼同样的命运，他只能以现象学的方式“零散地描述一次出行”。

　　因此，对于中国人，巴尔特谦虚地表示：“我丝毫不能说清楚他们，但是，我只能根据他们来说清楚我们。”这或许也是时隔将近40年后，中国的年轻读者阅读一本西方学者写下的中国行纪时所受益的地方——我们丝毫不能说清楚“文革”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能够根据它们来看清楚什么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