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岌岌可危 中经博主：民资企业不能“拎着脑袋过河”

　　

　　中国经济网编者按：据报道，温州立人集团董事长董顺生因涉民间借贷纠纷，日前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有消息称，其欠债约22亿元，涉及千人左右。据估计，温州目前民间资本已超过6000亿元。一种缺乏实体经济为依托的经济模式潜在风险巨大，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陷入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百姓血本无归的境地。中经博主认为，民间借贷应合法化，这样不仅助推实体经济，也可避免投机风险。

　　叶檀：“立人模式”注定会爆发危机

　　此类企业的金融建立在高息借贷的基础上，无法经受政策与经济周期的风吹草动。立人在民间高息揽储已有十几年，借款数额庞大。此前，该公司一位负责人曾透露涉民间借贷数十亿。而泰顺县官方则表示，目前该案所涉民间借贷数额尚在统计，涉及人数也尚未明确。但毫无疑问，以年息50%左右的资金借款十几年，经过数次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的洗礼而能支撑至今，更像是一个奇迹。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正常的社会中，经济奇迹能够长期存在。【全文】

　　

　　刘杉：游走于罪与非罪边缘的危险游戏

　　如果说过去30年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更为艰巨的金融改革或许就要拎着脑袋过河。

　　想想看，正是依靠民间集资，立人集团经历了这十年的发展，如果经济环境正常，公司经营稳健，立人集团的集资游戏照旧会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董顺生的事业还是风生水起。然而，现实过于残酷，即便家人为其起了一个“顺生”的名字，董顺生和他的事业终究无法顺利生存了，而这一切，皆源于成其事业的民间集资。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全文】

　　邱林：“温州模式”被贬义为“遍地投机”

　　形势比人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转型期，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温州模式的优势已被大大削弱。特别是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引起人们对“温州模式”的反思，以及对温州经济转型调整缓慢的拷问。当然这种拷问并不是第一次。对温州的拷问的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前不久由高利贷引发的温州老板“逃亡潮”；另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温州货的“假冒伪劣”。【全文】

　　吴东华：温州如何脱困？

　　我认为，效果一般，首先，温州市政府需要学习陕西民东，把当地的钱从民间散乱收拢为一个整体，把主动权从民间收回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用于投资实体。其次，在外贸企业上、中小企业上进行全方位的单一产品股份制大重组成超大型企业。原来各家企业要贷款进原料，而且原料价高，现在新企业大了，先用货后付款，省去原来贷款15%左右的成本，还可以在原料上压价3%-5%，这样，原料总成本下降20%左右，这就是利润动力源。温州市政府睁开眼睛看一看，这才是温州脱困的动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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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人倒下

　　

　　作者：叶檀

　　产业转型、顽疾缠身的温州又爆出最新案例，显示该地激进扩张的民营企业岌岌可危。目前这一类型的企业已经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走出危险的围城。温州经济的风险更深一层。

　　因涉民间借贷纠纷，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立人集团)董事长董顺生已于3日下午被刑拘，温州立人集团民间借贷案也正式进入司法程序。

　　立人集团危机并非爆发于今日。

　　去年10月31日，立人集团向社会公开公告无力偿还债务。11月5日，立人集团公布资产重组的3种方案：一、债转股，债权人债务转成旗下上海意邦置业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矿股权；二、分期偿还，债务分5年偿还，每年偿还本金的20%，最后1年偿还本金、利息，利率以银行贷款同期基准利率计；若到期后仍不能按时还款，将拍卖资产偿还；三、认购旗下子公司江苏盱眙佰泰置业有限公司的待建房产。但今年2月3日立人集团董事长被刑拘，表明债务与资产重组未能成功。

　　“立人模式”是注定会爆发危机的企业发展模式。

　　此类企业的金融建立在高息借贷的基础上，无法经受政策与经济周期的风吹草动。立人在民间高息揽储已有十几年，借款数额庞大。此前，该公司一位负责人曾透露涉民间借贷数十亿。而泰顺县官方则表示，目前该案所涉民间借贷数额尚在统计，涉及人数也尚未明确。但毫无疑问，以年息50%左右的资金借款十几年，经过数次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的洗礼而能支撑至今，更像是一个奇迹。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正常的社会中，经济奇迹能够长期存在。

　　立人应对危机的办法是以越来越庞大的高息融资，通过产业多元化寻找可能出现的暴利机会。事发前，该公司旗下已有学校、公司等共计36家，分布在内蒙古、江苏等全国各地，而经营范围也涉及教育类投资与建设、房地产开发、矿业投资等。

　　很明显，该企业已经偏离正常的轨道，更像一家赌徒掌控的公司。当致命打击同时到来时，立人集团轰然倒塌。

　　该公司某负责人曾详解危机发生的三个原因。

　　其一，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得该公司许多房地产项目出现卖不动的状况，资金无法回笼。其二，是该公司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投资的煤矿产业，由于当年新出的“限产”政策，无法取得预期的客观回报。而第三点，这位负责人认为“老百姓的钱也紧了，整个十月份都借不到钱了。上述三个原因概括而言，是地根收紧、银根收紧、资源价格下降。三重打击同时到来，以高息资金维持多元发展的企业断无生存空间。

　　笔者有些同情立人集团董事长董顺生，据传他曾自杀两次未能成功，在长期的借款生涯中能够维持信用，董顺生在危机发生曾经表示，“我真想跪在泰顺父老乡亲的面前，发自肺腑真诚的说一句，我爱泰顺人民，再给我一次机会，把钱赚回来，还给大家！”“我爱我的育才，我爱我的学生，我爱我的老师！”这些话虽说是情急之下的自辩之言，但相信这位以校为家、有国外身份却没有一走了之的企业家，说的并不全是假话、谰言。不过，由于此案信息不多，难以做出准确判断。

　　必须追问的是，作为当地最大的企业、高息融资十几年而能平安无事，有没有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当地经济发展推波助澜的原因？如果董顺生体现出了企业家的素质，信用在十几年内一直被家乡的父老乡亲认可，为什么在十几年的时间内无法得到平价贷款，在深受歧视十几年后最终被绞杀在高息融资这棵可怕的树上。一个市场经济的圣地，在十几年的时间内没有建立基本的面向市场企业的金融体制，到底是谁的悲剧？如果泰顺等地的民间企业一一倒闭，最后中国的经济依靠哪些企业走出困境？

　　难道在做大才能避免破产的压力下，铤而走险的只有立人集团一家？我们看看总资产急剧膨胀的中铝、金融机构等企业，为什么前者利润如此之低，净资产收益率如此之低，而金融机构利润如此之高，为什么急于再融资？其本质与立人集团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只不过，无法得到体制内金融背书的立人集团走上了违法违规之路，而后者总能以平价资金、以获得更多资源的方法涉险过关。

　　这是立人的悲剧，这是董顺生的悲剧，这是泰顺的悲剧，这是温州的悲剧，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悲剧。

　　 叶檀博客：http://blog.ce.cn/html/51/110651-14777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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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集资的制度性悲剧

　　

　　作者：刘杉

　　如果说过去30年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更为艰巨的金融改革或许就要拎着脑袋过河。当然，不是每个过河的人都会淹死，但先驱中总有人会成为先烈，特别是没有护身符的民营企业家，牺牲的概率显然大得多。

　　倘若不是无法偿还本息，温州立人集团已经持续十年的集资活动还会继续下去。然而，不幸终于降临。受紧缩政策影响，立人集团繁杂的资金链发生了断裂，公司老板董顺生也经历了人生变故。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到一个“非法集资”嫌疑人，其人生几乎在一夜之间逆转。

　　民间集资活动，似乎本来就是游走于罪与非罪边缘的危险游戏。想想看，正是依靠民间集资，立人集团经历了这十年的发展，如果经济环境正常，公司经营稳健，立人集团的集资游戏照旧会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董顺生的事业还是风生水起。然而，现实过于残酷，即便家人为其起了一个“顺生”的名字，董顺生和他的事业终究无法顺利生存了，而这一切，皆源于成其事业的民间集资。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董顺生的境遇，看似源于其偶然的命运不济，其实更昭示了董顺生们命中注定的制度悲剧。

　　了解中国改革历史的人们都知道，中国经济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民营经济在夹缝中成长的历史。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资源匮乏，弱小的国有经济很难支撑一片天空。还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温州人商业智慧得以充分施展，而在温州民营经济急剧发展的几十年里，也正是民间金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温州民间金融发展其实也是世界企业发展历史的缩影。一般而言，小企业在创立初期，普遍面临资金不足窘况。因而，国外小企业融资方式也是多样的。既有亲朋好友之间的借款与参股，也有天使投资或者风险基金的股权投资，更有企业之间的赊购与赊销。由于小企业生存周期普遍偏短，且存在信息披露障碍，因而银行信贷难以成为小企业资金主要来源。因此，基于社区邻里乡亲的内源性融资，就成为小企业初期融资的主要形式。这种各国普遍实行的包括借贷与股权参与的融资形式，也就是温州民间流行的金融方式。这些融资方式不仅缓解了小企业资金困难，更推动了小企业向大企业的成长过程。因此，就企业成长周期而言，民间融资的确是最为重要的金融供给方式。

　　由于中国存在金融抑制，民间金融并没有合法化。当民间金融能够正常运转，尚不至于引发社会动荡时，政府就会睁一眼闭一眼，毕竟民间金融补充了民营企业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而一旦融资者出现还款问题，民间集资就要受到法律追究。如此看，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将民间金融把玩于罪与非罪之间。这似乎验证了一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但由于缺乏法律保护，在融资方面的过度冒进，终究会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

　　一方面是破土而出生生不息的小企业，一方面是资源垄断的金融供给，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性矛盾愈演愈烈。目前政府鼓励大银行给小企业贷款的办法依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救急措施，丝毫解决不了企业发展进程中的制度性困境。除非加快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否则董顺生式的悲剧仍然会不断上演。

　　在我看来，解决小企业资金不足，并将其规范化管理的办法有二。一是大力发展小企业融资机构，所谓专业人办专业事；二是放开民间融资，将民间集资合法化。只要企业基于实业发展需要进行的民间集资活动，都应视为合法，并将其纳入法律管理框架之内。从国外经验看，民间集资是基于合同法的私人商业活动，其合同履行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与金融体系无关，因而个别的集资失败案例，并不会产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因此，通过法律规范企业民间借贷，不仅可以助推实业，更可以避免富余资金的投机取向。

　　中国改革表明，制度性变迁大多源于基层民众的尝试性实践，在打破固有观念后，最终为社会普遍接受。这种方式被称为“摸着石头过河”。不过，依照现成图纸和材料造一座桥，岂不是更好的过河方式？

　　不管怎样，金融改革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不能让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们拎着脑袋过河了。

　　刘杉博客：http://blog.ce.cn/html/47/1086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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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模式会在经济转型中消亡吗？

　　作者：邱林

　　温州市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秘书长谢浩在近日出版的《如果没有温州》一书的序言中说，“‘温州模式’不是‘温州的模式’，‘温州模式’属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我也曾经说过，‘温州模式’不等于‘温州发展’，不要把温州发展与‘温州模式’混为一谈。常有人把温州发展出现的某种困难当成‘温州模式’不行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谢浩的说法是否有道理，我们暂且不下结论，但围绕温州模式的争论却越来越热络是不争的事实。回过头来看，上世纪80年代，从“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起步，温州人依靠“低成本、低技术”的小商品占领市场，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温州模式在中国改革发展史上成为一个经典。

　　然而，如今，上至温州地方政府管理者、下至温州中小企业主和普通民间投资者，都已经明显感受到，本世纪以来，过去那个引领时代发展先声的“温州模式”已悄然生变，越来越被“股市敢死队”、“炒房团”、“炒煤”“炒矿”、“炒棉花”等“炒”声所淹没或被贬义为“遍地投机”。

　　形势比人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转型期，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温州模式的优势已被大大削弱。特别是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引起人们对“温州模式”的反思，以及对温州经济转型调整缓慢的拷问。当然这种拷问并不是第一次。对温州的拷问的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前不久由高利贷引发的温州老板“逃亡潮”；另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温州货的“假冒伪劣”。

　　2011年9至10月的一个月时间，多达近30家企业老板的逃亡，并由此导致高达万亿元贷款链条的可能崩溃。在资金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只好求助于民间借贷，因此，温州曝发了震惊全国的信贷危机，许多企业老板为躲债务，干脆一“跑”了之，因而温州的“路跑跑”现象闻名全国。这场由高利贷引发的温州地震，与20多年前温州货因“假冒伪劣”，而使温州产品在全国无人问津，其严重性可堪一比。

　　分析人士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情与温州经济转型缓慢有很大关系。现在不少温州人总抱着温州模式，守着温州模式不思进取，究其原因，在于缺乏支撑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环境，结果是高端产业引不进来、中端产业转移出去、低端产业留在本地，整个产业链逐渐低端化。

　　尽管官方一再否认，但坊间关于温州经济倒退的讨论不绝于耳。温州作为浙江省距长三角中心上海最偏远的城市，温州在招商引资方面却远不如杭州、宁波、绍兴、台州等地区。当地政府或企业认为，不缺少资金的温州没有必要引进外资，而资本本身就带有扩张性，温州资金的大量外流是正常现象。

　　在一些温州人因为有温州模式而自我陶醉、招商引资处于停滞的时候，苏州的招商引资却增长迅速。在2000至2010年的经济增长周期中，苏州的GDP平均增速却高达15%，超出温州的一半水平。这与此前10年两地的经济增速，形成了极为明显的背反效应，1990至2000年，温州GDP从78亿元升至828亿元，增加了10.6倍，而同期苏州GDP仅增加了7.5倍，温州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速高出苏州40%。

　　这就暴露出温州人的人性弱点，他们宁愿在其中互相拼杀，也不愿意尝试引进内资或外资。在温州，温州人与外地人格格不入，他们一般会排斥外地人进入温州办企业，即使当地企业，老板一般也不会启用外地人担任中高层职务，只要在温州企业呆过的外地人，就会深深受到伤害，他们得不到与温州人同样的地位。

　　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而温州模式是否会在经济转型中消亡，才是人们更为关注的问题。由于历史条件已发生变化，因而温州模式的许多弊端逐渐暴露了出来。早在2003年4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在杭州举行的一次专家论坛上指出，“温州模式”在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局限性，不进行更新、改革，其生命力就会受到影响。

　　虽然这是吴敬琏十年前对温州模式的评价，但如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确，温州模式在经济转型中面临着消亡的问题。因此，温州模式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而应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这样才会有新的生命力。

　　邱林博客：http://blog.ce.cn/html/60/918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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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温商大会能助温州脱困吗？

　　

　　作者：吴东华

　　2月1日，1000名温商在温州人民大会堂里，参加温商大会，与温州市领导面对面交流，温州市政府推414个招商项目，想引进4700多亿元，这么多的招商项目供大家选择。当天下午70个项目现场签约，对55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反应比较平淡，这些制造业大多集中在文成县、泰顺县一带的边缘区域，人才难招、物流不便，对10个金融业项目感兴趣，温州民间资本服务中心负责人刚收购澳门赌王何鸿燊旗下一艘豪华邮轮的黄伟建，当天与温州政府签署了两项金融服务投资协定。世界温商大会能助温州脱困吗？温州市政府出什么招？有用吗？

　　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号召天下温商回归“实体经济”，我认为方向正确。努力促成“总部回迁、项目回归、资金回流”的新局面，以后以土地利用率为评企业先进与否的标杆，被评为先进性企业在后续利用土地上有优先权，达不到温州平均土地利用率的，政府要帮扶，我认为这一点不错。

　　对于温州市出台的这些政策，我觉得效果不佳，关键还是招商思维，比如用项目回归来拿回投资资金，这是招商思维，总部回归是类似深圳用总部经济替换传统制造业的思维，没有提升竞争力。土地利用率的标杆是个亮点，但是如何对现有企业、现有资源怎么运作没有下文，只是谈温州的不足，如全国平均投资率是55%，浙江是46.6%，温州只有34.1%。现在温州人均收入在浙江省退到了第五位，GDP在浙江是倒数第三。

　　温州在浙江排名中走下坡路，为什么这样？主要是资金外流，导致资金空心化，温州政府不能提供战略，那么至少也要从全国、全球借脑，来给产业号脉、给企业号霾，听取战略专家、政府转型专家、企业转型专家、外贸转型专家的意见。所以，我一直认为，政府应该管企业战略，如何打造辖区内的产品竞争力，如何让中小企业抱团做大。我认为，温州市政府管理空心化、战略空心化，导致资金空心化、投资空心化。

　　414个招商项目想引资4700多亿元有效吗？

　　我认为，效果一般，首先，温州市政府需要学习陕西民东，把当地的钱从民间散乱收拢为一个整体，把主动权从民间收回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用于投资实体。其次，在外贸企业上、中小企业上进行全方位的单一产品股份制大重组成超大型企业。原来各家企业要贷款进原料，而且原料价高，现在新企业大了，先用货后付款，省去原来贷款15%左右的成本，还可以在原料上压价3%-5%，这样，原料总成本下降20%左右，这就是利润动力源。温州市政府睁开眼睛看一看，这才是温州脱困的动力。第三，用温州“民东”（类似陕西民东）来投资这种新组建的大型企业，必赚无风险，那么把这一套方案公布给民间资金，那么温州民间资金就会全部收入温州“民东”，这个“钱袋子”中了。为什么？因为让温州民资看到了火光、看到了希望。第四，资金是宝贵的，并不是所有组装的企业都要投资，温州市政府需要总体把握，发挥最大效果，比如其他方面缺资金，而新组建的企业可要再投资时应优先满足，只有心企业可要可不要投资时，才把资金投入其它方面。第五，加强跨业整合，盘活各类资源，不是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增量经济，让存量经济靠边站，这是传统的招商思维，我认为让传统存量经济跨业组合焕发第二次辉煌，由于基数大，对拉动温州经济比招商引资效果更大，更易使温州脱困。

　　综上所述，我认为，温州用项目引资思维已过时，如何让存量经济大规模焕发第二处才是正事，这需要整合拿捏专家来操刀才行。

　　吴东华博客：http://blog.ce.cn/html/68/1209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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