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对照中清晰互见

　　苏娅

　　[ 同生于1963年，三位分别来自内地、香港和台湾的作家约定围绕拟定的主题词，以各自的经验和经历写作，最后集成《对照记@1963》 ]

　　台北的杨照、香港的马家辉和深圳的胡洪侠，三位生于1963年的作家，在一次闲聊中约定围绕拟定的主题词，分别以三地经验为素材合作写作，记述各自所经历的喜悦或不堪。

　　三人最先以“大陆”、“香港”和“台湾”为题，在讲述个人故事的过程中，对照出“三地经验”与“对他者的想象”。此后，一些在近50年间影响过华人社会的词语——“孔子”、“耶稣”、“琼瑶”和“三毛”，或者寻常生活中的“火车”、“电车”、“男厕所”，成长记忆里的“初恋”、“女老师”、“女同学”……纷纷映现于心，往事杂陈，成为三者的写作之绳。

　　三位作者在“对照”中写作，试图透过对个人记忆的梳理，呈现华人世界不同区域的社会差异，如今成书《对照记@1963》，在内地、香港、台湾三地同步推出。

　　从破题看差异

　　“我是读杨照的书长大的。”采访中，马家辉不经意道破三人成长过程中的时间节点与经验差异。沿着马家辉的叙述，抽象的“同代感”被三种不同的空间叙事打破，填之以复杂、微妙的私人性。杨照曾写：“对于出生于1963年这件事，家辉的态度和我截然相反，我总觉得我的身体里藏着一个更老的灵魂，家辉却希望,甚至主张自己的灵魂和身体都比1963年出生算来的数字年轻。”由此可想，此番三人写作，对照而出的层次既有社会性的差异，亦包含不同内心经验的彼此照见。

　　网友用“交换日记”评价《对照记@1963》，胡洪侠则称之为“一次特定范围内的自说自话”。“尽量写更久远的记忆，而不是当下；在主题词范围内写作以及截稿日期是三人约定的事，其他的没有规定。”于是，身处华人世界的不同地域，成长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语境中的人将以何种方式破题，在成文之初皆未可知。

　　“男厕所”一题是马家辉的提议，胡洪侠以为自己对此本无甚可写，但竭力琢磨题目的过程中，竟发现与“男厕所”有关的改变命运的细节：大学毕业后，胡洪侠被分配到一所学校当老师，初恋女友因顾虑他无法调入自己所在城市工作，而各奔东西。却在一次上厕所的时候，校长无意谈到一张给胡洪侠的调令，而调令发出的单位正是胡洪侠向往已久的某报社。如此，在一个看似能指匮乏的词令中，经由记忆的强行梳理，胡洪侠找到了被遮蔽的故事。与胡洪侠关于“男厕所”的记忆不同，马家辉的故事却是夹杂着“恐惧”和“愤怒”的少年经历。同一个主题词，一个是通往外部的社会经验，一个却指向隐蔽的内心。

　　对照三位作者的破题角度，各人所处社会的思维习惯与言说方式便差异立现。

　　胡洪侠用“钢琴的掷地有声、浑厚圆融，小提琴的跳跃、灵动和二胡的哀怨惆怅”形容杨照、马家辉和自身的文章风格。在他看来，马家辉处于一个叙事的“居中位置”。马家辉则说：“写作中，我断断续续地体会到‘香港的身份’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重新去确认‘香港身份’？香港人自我界定的权力在哪里？为什么香港人总是需要比别人更努力地去证明自己？”这样的疑问在写作中时隐时现，他总担心一写到“个人的故事”，就掉入以往人们认为的“轻薄”，于是按照一个方程式来写，比如写“火车站”，先以700字的篇幅讲香港火车站的历史，然后才写个人经验。微妙的是，他“发现另外两位写作者并没有刻意强调与历史的关联性，他们写的是‘个人的历史’，写得很轻松，似乎他们做什么说什么都有其正当性，而香港人表达观点或者行事总要去寻找一个解释——我为什么这样做”。

　　记住什么，又遗忘什么

　　在一个历史时间点的限定之下，三人从各自的经验出发对照写作，在他者的故事中间，发现新鲜的经验和被遮蔽的自我生命。

　　因为读文科，杨照的母亲曾经不敢告诉别人儿子的选择；因为毕业分配的关系，胡洪侠不可能随便谈论初恋，而其人生转折点却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发生在男厕所里的谈话……马家辉说：“在这些故事中，两位熟悉的朋友变得有血有肉，我却在他们的故事中读出了48岁人不应该有的哀愁。”

　　此种真实的差异，令人哑然。胡洪侠说：“尽管开始写的时候就强调‘差异’，但呈现在纸笔之间的差异之大，还是让人吃惊。我14岁第一次照相、二十多岁第一次坐火车、30岁第一次上麦当劳，而杨照写的是自己家就有照相机，可以拿着照相机去拍摄别人……所写下的‘差异’只是能够写出的部分，而有些差异大得难以付诸文字。有的是不能写的，有的却是自身的认识所无从把握的。”

　　谈论差异，杨照认为：“正因为在三个复杂牵扯、既类似又微妙不同的社会成长，反而给了我和他们二人之间浓厚、直接的‘同代感’”，“我无法用我的经验记忆去假想、揣测他们看过什么、听过什么、想过什么，我只能拿自己看过、听过、想过的，去跟他们交换。和这本书的关系，因而格外暧昧。作者的身份往往还不如好奇的读者身份来得重要。或者该说，写作不再必然是我想要表达、记录什么，而是为了知道家辉、大侠（胡洪侠）会表达什么、记录什么，必须付出的苦劳代价。”

　　在主题词筛选过程中的差异和矛盾里，让马家辉遗憾的是，自己提议写“英女王”，胡洪侠和杨照立刻反对。“‘英女王’是香港人生命经验的很重要的点，但胡洪侠和杨照却认为自己无甚可写，所以联合否定。记住什么，又遗忘什么是一个问题。”马家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