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聆听基辛格论中美关系

　　李文漪

　　窗外剔透的阳光倾洒在无际的绿色草坪上，轻风微抚，蔷薇爬墙，在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的讲堂里，作为最早设立的海外中国研究中心的学生，我第一次见到了亨利·基辛格，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88岁高龄的他卷曲的头发已经雪白，身着黑色的西装，黑色的斑点领带，借助着拐杖，在两名助手的陪同下蹒跚走来。坐定后，他环视了一圈课堂，目光深邃，面色平静，散发出一种无名的强大气场。那是2010年10月的一天。

　　谈起基辛格，也许中国人更为熟知的是1971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务卿的他两度秘密访华，为第二年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基辛格的“中国情结”远不止于此，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他到访中国逾50次，一直从事中美之间的斡旋工作。他见证了中美关系这40年来的跌宕起伏和曲折历程，对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深邃的洞察和思考，更重要的是，他至今在两国的外交关系和政界高层中仍享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那天，基辛格受邀来到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为我们演讲的主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当代中美关系的挑战。

　　基辛格认为，对中国而言，劳动人口正在逐步老龄化，这导致了一些基础制造业的工作向低工资的国家如越南、孟加拉国转移。不幸的是，此时的西方正步入长期的财政紧缩和去杠杆化。中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趋势、内陆和沿海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对出口和投资高度依赖的透支型增长方式，加重了其在改革开放30年后所面临的新的国内挑战。在外交上，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面对着发达国家的猜忌和担忧：中国是否会重蹈德国和日本的覆辙？是否会给现有的国际秩序带来新的挑战？对此，中国需要努力，更好地融入世界体系，并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的存在、发展和壮大不但无威胁之虞，反而会为全球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贡献。

　　而美国一直视自己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对国际体系的构建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但美国必须意识到的是，美国的能力是有限的，如今极少有全球问题能由美国单独解决，虽然美国仍是强大的，但在未来的时间里，在更多的议题上，美国必须和其他的国家一起进行讨论、协商与合作。

　　“进入21世纪，当中美两国都经历着重要的转折与变革，当失去了让两者联合在一起的共同敌人（苏联），也缺乏对世界秩序的广泛共识，在两个世界主要大国间该如何维持和平，促进合作与信任？”这是基辛格在演讲结束时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他觉得在中美两个社会里存在越来越严重的焦虑不安，美国人坚持将中国实现民主作为建立相互信任的先决条件更是加剧了这种恐惧。

　　再一次把我拉回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的，是一年后的某中美金融高层论坛。这次，他打了一条中国红的方格纹领带，额头的皱纹似乎更深了，但精神依然矍铄。

　　“中美之间的博弈，可以是合作、是竞争、是交换、是共同发展，而领域则遍及每一个互动的界面，贸易、投资、科技、货币、政治、外交、军事、反恐、地缘战略、台湾问题、气候变化，甚至延伸到文化、哲学、体制和价值观。”基辛格表示，中美合作关系对世界的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他警告称，要是两国出现冷战，那么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太平洋两岸都将陷入发展停滞状态。对此，基辛格提出的积极设想是构建一个“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在“共同体”大框架里，中美双方不必担心对方的围堵抑或排挤，其他东亚各国如日本、印度、印尼、澳大利亚可以合作在一个共同的体系，而非夹杂在美国和中国的“两极”之间。

　　“而且，核扩散、环保、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课题要求我们展开紧密合作。中美关系不需要，也不应该变成‘零和游戏’。”在整场演讲中，基辛格提到次数最多的词是“合作”。中美邦交正常化几十年来，美国共建立过八届政府，中国即将迎来新一届领导人。无论这些领导人如何更替、两国面临的形势如何改变，他们对中美关系所得出的结论却是惊人的相似。每一届美国政府，不论竞选演说时说了什么，执政两年内肯定会回到根本：为了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全球的繁荣发展，中美两国必须合作。每一届中国政府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积极地付诸行动。基辛格认为，中美两国在处理日常事件上、签署公约上已培养了足够的默契，现在更需要的是勾画一个对未来世界的共同愿景。

　　“我希望中美可以找到一种‘共同进化’的方式，彼此追求实现各自对内的使命，尽可能地合作，随时调整外交关系以减少冲突，在‘太平洋共同体’的框架里，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台下再次爆发出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我想，这掌声也表达了我们对中美关系和谐发展的美好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