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难断诽谤案

　　因无法忍受两访民在网上持续发帖，控诉自己涉黑、暴力执法，湖南东安县公安局长同该局政委以及一名民警，分别向东安法院对两访民提起诽谤罪的刑事自诉，要求道歉和追究刑责。三名警察认为，相关网帖完全是两访民凭空捏造的，但两访民坚称言论属实。该案日前开庭审理，结果尚未可知。

　　相比多次出现“跨省”抓捕诽谤罪嫌疑人的新闻，这次湘警要温柔得多，网民的评论也不再一边倒地支持访民。有些专业人士对此案颇为看好，相比公权直接抓捕，两者地位更加平等。

　　当然，根据公布的信息，东安县公安局2011年也曾对两访民行政处罚过：拘留10日。不过，这种不对称的处罚显然没能让两访民服气，于是发帖如故，也就有了这番刑事自诉。

　　此前动用公权力抓捕“诽谤者”，常引发全国热议，最后也多由于舆论压力而不了了之。2009年4月，公安部曾下发通知指出，诽谤案件属于自诉案件，应由公民个人自行提起诉讼，只有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公安机关方能按照公诉案件立案。

　　即便如此，也有多起官员个人被批评而以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名义，继续抓捕“诽谤者”。于是到了2010年8月，最高检发文指出，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作诽谤犯罪来办，尤其是需要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须报上一级检察院审批。

　　由此，国内因诽谤而动用公权力抓人的事件就鲜有耳闻，此番东安三警的遭遇，可说是吸取类似事件教训，慎用公权，采取公众更能接受的理性维权；同时，也可能是制度设置让公权“直接抓捕”的启动更困难，毕竟这需东安县隶属的湖南永州市检察院批准。

　　但有一点也不能忽略，就是涉及当地公安局长与政委的“诽谤案”，继续由当地法院审理是否也会引起外界怀疑？如果法院最终判决诽谤罪成立，根据法律，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可是，即便三名警察获胜，两访民顶格处罚，也不过三年时间。三年的“清净”之后，“诽谤”是否还会重演，因为事件都缘起于五至十年前的警方刑拘，它的结论是否完全可靠？它的赔偿是否真的到位？法律的一个作用乃在“定纷止争”，以目前的光景看，即便这起“诽谤罪”定谳，恐怕也难化解这段纠纷。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江雨就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批评官员工作没有问题，甚至可以是严厉批评，在此类批评中如有一些事实和观点上的错误都不应追究。但批评人如捏造事实，严重损害官员的名声，当然可以究之以诽谤。不过，王江雨也坦陈，“其中的边界不是很容易拿捏。”

　　这个案件也被不少评论者比之为“《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美国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申请巨额赔偿。两审失利后，已至绝境的《纽约时报》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最后九位大法官在此案中力挽狂澜，维护了媒体、公民批评官员的自由。

　　我们已经注意到，两访民都出于安全考虑，委托律师前往应诉。这种对司法的不信赖感也呼之欲出，我们甚至也可以合理想象，访民的一些言论可能略有夸张，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大众关注。王江雨分析说，访民出此“下策”也是无可奈何，因为正常申诉可能根本没有人理你，乱来又违法，这是中国在转型期的纠结，让人感慨。实际上，目前的社会纠纷也已经出现一种“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的怪圈。

　　三名警察的举动，至少在表面上试图将“上网”的倾向拉回到“诉讼”的轨道，这一点长远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目前的状况在于，地方司法机关似乎没有更高明地处理此事，比如争取异地审理，尽可能排除偏袒一方的嫌疑，比如破例邀请媒体旁听案件（诽谤案通常不公开审理）。

　　而针对这样历时日久的复杂案件，是否可以期待地方政府有创新的做法，比如像云南“躲猫猫事件”邀请网民参与调查，抑或是浙江“乐清事件”中默许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再就是根据法律，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组织针对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这或许更容易取信于民。因为这样的事件，已不再是个人的赔偿问题，既成公共事件，这就需要提升应对这类危机的能力，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