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热议增长及改革热点

　　

　　由厦门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经济参考报社三方共同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2012年春季预测发布会”2月25日在北京举行。多位国内经济学家发表了自己对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经济走向的看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

　　未来中国经济仍会保持高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说，加入世贸组织的十年里，中国推动了很多改革，并因此实现了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未来十年虽然仍会增长，但可能很难维持过去十年的增长速度。

　　过去的十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外部关系相对较好，因此在这个阶段赢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尽管就外部环境而言，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会很快，但是就内部情况而言，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尽管当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有4300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世界上的排名大概在第80-90位左右，处于相对中间的位置，人均收入还不算高，但是从总量看，中国显然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了。中国经济未来除了面临全球经济走势所带来的挑战以外，同时也面临来自国内外很多方面的挑战。除此以外，未来的整体经济环境跟前十年也发生了变化。

　　李善同说，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有四方面的特点：

　　一个是中国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尽管与前十年相比可能要逐渐的往下走，但这是一个合理回落过程。相对高增长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至少可以维持到2020年以前。她说，一方面，城市化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中国投资的增长还具备较大的潜力；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供给和经济结构的变动将使得中国潜在增长力发生变化。

　　在价格方面，结构性价格上涨的压力会始终存在。原因一是劳动力的成本将不断上升，二是外部输入性价格高企将持续影响国内价格总水平。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面对的风险将会增多。首先体现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方面，由于某些区域风险的存在，未来十年融资平台带来的经济风险可能相对较大。李善同强调，中国经济如果要持续增长，需要进行一些改革。首先就是政府职能的改革，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最后在要素市场方面，她强调说，人口和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重要，实际上现在很多发达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人口减少或低速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困扰。因此，中国未来这些年的人口政策应提前防范类似现象的发生。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燕生：

　　2012年关注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燕生表示，2012年中国需要更多的关注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应该担心的是欧洲和美国会不会出现日本的问题，包括国际套汇、套利和泡沫等，以及出现以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该如何应对。

　　张燕生说：“2012年不可预见性的变化很多，除了现在备受关注的希腊、西班牙以外，我们还要关注美国等国家的国债率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

　　其次，2012年还应该关注欧美再工业化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影响。

　　第三方面是外资流动的变化。之前出现的外资由外销转内销、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等情况，尽管在2012年仍然不会出现变化。但是从趋势的角度来讲，可能会发生逆转。中国对外经济实际上出现的并不是总量层面的短期变化。

　　对欧美来讲，复苏和增长相对重要。而对中国而言，最主要的则是中期的结构调整和长期的体制模式变化所带来的影响。2012年中国进口的增速很可能要快于出口，而贸易顺差方面也仍然会出现下降，所以贸易的收支会往平衡的方向调整，同时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压力也会增大。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兼顾就业优先、结构调整与机会公平。因此，中国当前的经济模式不能单纯复制欧美的范式，而是应该有自主的模式。

　　当前国内结构调整和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外在形势下，中国应对通胀问题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包容度和控制力度。也就是说，不能仅仅是为了当前的CPI和G D P影响到结构调整。

　　张燕生说，欧美等国家是进入到服务经济之后才提出了再工业化、再创新和再出口的中长期结构性调整目标。再工业化所涉及的问题是会不会用减员增效的方式来达到预期目的。如果这样，在政治层面会面临风险。欧美在这方面有明确的措施，我们应该关注的趋势是，欧美资本未来会不会出现回归本土撤资的变化。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

　　抑制资产泡沫打破行政管制和垄断

　　城市化在推动宏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对产业结构带来影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认为，合理的城市化进程会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创新力，即城市化积聚效应的外溢。相反，不合理的城市化引起的泡沫问题会对发展实体经济不利。

　　张平在分析全世界实体经济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时表示，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产业结构变化主要取决两个因素，一是消费需求，如食物消费比重占总的消费比重会不断的下降，从而引起消费结构的服务化特征。二是产业劳动生产率，即每一个产业成功演进，需要这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涨。简而言之，工业生产效率高于农业时，就会有大量人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但如果当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时，产业结构很难继续演进。

　　回顾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张平称，这些工业化国家均经过一个工业化高峰期，这个高峰期以数据为衡量标准，即劳动力在第二产业中的就业比重超过30%。所有发达国家基本上均经历50年以上的高峰期，按照国际的数据来算，德国一直到2008年还在保持着第二产业的就业比例，保持在30%，已经长达126年。而日本虽然是制造业大国，相对较低，为40年。

　　同时，中国尽管是工业大国，但从现在的官方统计来看，劳动力在第二产业中的就业比重没超过30%，现在还在22%左右。因此，比较国际情况来看，中国的工业化高峰期太短了。就业比重超过30%的年份也就是10年的工夫。中国工业高峰期时间太短导致大量的产业工人没有得到足够的就业训练。

　　在谈及服务业发展时，张平表示，如果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系数为1，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基本上都超过1，因此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提高是一个非常良性的演进，既符合了恩格尔定律，同时也符合了劳动生产率上升规律。而整个发展中国家恰恰相反，经测算，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仅为0.6，甚至更低，包括中国。

　　在张平看来，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很高，但是整个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是低的。比较而言，不是服务业就业比重越高越好。大量的劳动力进入了低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时，会导致整体生产质量的下降。劳动效率的低下，不会形成现代服务部门。

　　张平称，任何一个国家经过资产泡沫和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制造业发展将面临巨大压力。同样服务业发展一方面受土地要素价格上涨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管制性抑制，所以大量的社会资本和资源难以投向需求高速增长的服务业。另外，由于不断泡沫化导致制造业的收益率下降，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张平认为，产业升级和结构转换过程中如果没有结构性的改革，没有大的变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会遇到极大的结构性障碍。

　　对此，张平建议，从发展实体经济角度看，应坚决抑制所谓的泡沫化，应抑制通货膨胀，抑制房地产过快增长，为发展实体经济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

　　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落在减税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表示，基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中国还需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落在减税上。

　　杨志勇说，1994年，特别是1998年以来，税收收入增长较快。但是，税收收入的增长不是依靠大规模的增税政策(燃油消费税属于费改税)。相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改革等事实上属于减税政策。税收收入较快增长是在税收征管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税制结构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科学认识税收收入的增长，要重新思考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当前已到降低税负水平的时刻，减税政策应与税制改革同步推进。

　　考虑到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是推高税收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减税政策应与税制结构调整同步进行，要逐步扭转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现在所强调的结构性减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还不够，应实施全面减税。否则，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很容易让人产生疑惑。

　　增值税减税还有较大的空间。17%的基本税率应逐步下调，以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后适用的11%的基本税率基本一致，并更好地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

　　在扩大国内消费的政策背景下，应该采取措施，拉平境内外商品价格。第一，要破解对奢侈品课税，即是对富人课税的误区。国人消费有其特点，中低收入者集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收入来购买奢侈品不是什么新鲜事。第二，要认真思考奢侈品课以高税是否有效的问题。现实中，大量奢侈品消费流失到海外。如果税负下降，那么大量消费势必回归。第三，要认真思考奢侈品价格形成机制。奢侈品国内高价是市场结构和税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减税至少给境内奢侈品降价提供了一定空间，从而有可能促进境内消费。

　　进口环节征收的消费税和增值税与国内税制是统一的，因此不太可能有独立的进口税制。考虑到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种，减税影响面大。当前可先从消费税减税做起，并逐步下调增值税税率。2011年9月开始实施的新个人所得税制只是在分类所得税制下进行，仍有改革余地。个税改革尚未完成，已有的改革更多地关注中低收入者的税负问题，而对中等收入者的税负下降考虑不够，对税收的国际竞争力考虑不足。工资薪金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仍有一定的下调空间。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以及其他所得的税负也应该相应下调。

　　有一些以促进资源的综合利用、节能减排、收入分配名义所推行的税制改革，属于增税政策，在金融危机尚未过去时需要慎重。以提高税负为中心的资源税改革的效果，会受到资源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国有资源管理制度、国际市场等多种因素制约，所以资源税改革应在充分考虑这些配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

　　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汪义达：

　　稳中求进突出财政调控作用

　　“(中国当前的宏观调控)关键还是要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基调，突出财政调控的作用。”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汪义达表示，在当前经济面临内需潜力较大、外需减弱的下行压力之下，财政部将实施结构性减税、加大科技投入、优化支出结构等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中国社会又好又快地协调发展。

　　在汪义达看来，当前的经济形势确实比较复杂，而且这种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还在增多，世界经济特别是欧美国家复苏的内在动力不足便是其中之一。“现在看不到什么增长点，一些国际组织、世界银行都调低了欧洲区域的经济增长率。”

　　在经济增长乏力的同时，欧美还面临着巨大的通胀压力。汪义达指出，伊朗核危机使得国际资本的需求增强，国际资本流动更为复杂。此外，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甚至包括日本都面临债务的风险，而要缓解这种危机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这就出现了与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时不同的经济走向，各国的目标不再集中于保增长，而是出现差异，有的国家是更多地保增长，有的国家是更多地缓解债务危机，有的国家则主要是防通胀。

　　“协调起来有些困难，对于国际经济增长的这种走向，国家的复杂性我们要认识的更充分一些。”他强调称，虽然国内经济增长面较为平稳、蕴含的内在需求潜力还是比较大，但对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还是要关注，特别是来自外部需求的减弱。从生产、订单情况可以看出，现在部分中小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的困难比较明显。

　　在经济增长面临一定压力的情况下，汪义达认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关键还是要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基调，突出财政调控的作用，把稳增长，控物价，抓改革和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促进中国社会又好又快的协调发展。

　　他说，2008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注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基本实现了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保险制度全覆盖。同时，不断提高新农合、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和退休人员的补助标准。此外，随着保障性住房力度的不断加大，低收入群体的受益面也不断扩大。2012年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继续实施。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

　　财政金融改革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发言的关键词是“改革”，他认为，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下降，未来五到十年是改革的最后时机。其中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非常关键的问题。

　　“政府的财政改革是关键，财政应该是由纳税人及其代表参与、讨论和决策的过程。”张曙光说，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地方没有独立的发债权，无法自求财政平衡，应该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原则重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金融改革方面，张曙光认为，去年发生的温州贷款危机不是温州一地的情况，而是全国性的，证明了现行金融体制存在弊端。如何打破金融的管制，让民间金融能够合法地生长，这恐怕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非常关键的问题。中国的金融产业以大金融企业为主，但现在还不到这个时候，中国的现实要求大金融企业和中小金融企业并重；中国现在也还做不到以直接融资为主，从目前股票市场的发展情况就可以知道还是要以间接融资为主。

　　问与答

　　提问：张平副所长，您提到成本推动因素对物价有很大影响，资源价格改革也可以算是造成成本推动因素的一个部分，您怎么看待今年或者“十二五”时期资源价格改革的推进问题？

　　张平：“十二五”通货膨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成本推动因素，每年基本上为C PI提供1.83的百分点，加之现在在公共服务领域价格调整，经过测算，大概是每年0.5%左右。所以现在中国的价格问题，主要是面临很大的压力。

　　我们的第二产业基本上能把劳动力上升的成本和土地要素价格上升的成本吸收掉。但是农业、服务业这两个部门难以吸收，所以这方面成本推动压力还是比较大。粗算一下，有两个百分点左右。但是一般来说C PI在3%到4%之间都是合理的，所以中国控制通货膨胀的基础还是有相当的余地的。

　　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积极推进公共品的定价，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刚才我们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一个理顺价格的问题。理顺价格，公共服务品在商业上才是可持续的。如果在商业上不可持续，就无法引入社会资本。所以要重视公共产品的价格调整，使之在商业上有可持续性，这样才能够增加社会资本的投入。所以，我认为公共产品的价格改革，依然是“十二五”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

　　提问：张燕生研究员，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给中国带来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影响的？

　　张燕生：大宗商品价格对中国来讲确实有输入通胀的影响，比如去年上半年进口铁矿石每顿是168美元，去年第四季度由于全球经济收缩，价格有所下降，大概是每吨120美元到130美元。原油去年第四季度也有下降，但是去年上半年的粮价、谷物价格上升了43.8%。

　　尽管全球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但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为什么会脱离供求关系的基本面保持如此高位呢？这要考虑全球的量化因素，以及美元汇率的波动所产生的形势，但是它对中国确实产生了一个输入性通胀的影响。

　　在这种形势下，我个人认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国内结构调整和改革又在攻坚阶段，这种情况下，对通胀恐怕要保持包容度和控制。也就是说，不能仅仅是为了C P I和G D P，影响到调结构。

　　另外，我们还会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控制通胀的时候，怎么能够保证供给，确保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在保证小企业、微小企业民生就业的前提下，使我们能够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和国内实体经济改革面前有一个准备。这些问题核心取决于下一次的改革。

　　提问：李善同研究员，您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到了一个该调整的时候，能不能详细地讲一下这个判断基于哪几个原因？

　　李善同：从各个发达国家人口发展情况来看，人口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发达国家到了低增长，或者负增长时候，从人口角度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这对经济发展是很大的挑战。所以从长期来看，我们要选择一个时机进行调整，不要等到了人口出生率很低再想办法。

　　从中国现在的情况来看，现在出生率是比较低的，人口长期增长趋势面临和发达国家相似的问题。但 对 这 个 问 题 争 论 很 多 ， “ 十 二五 ” 期 间 对 这 一 问 题 的 提 法 有 变化，但没有改动，主要还是受很多因素制约。

　　提问：张燕生研究员，欧美再工业化会让贸易保护主义开头，今年又是一个大选年，请问选举的因素会给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带来哪些不确定的因素？

　　张燕生：欧美进入到服务经济之后，提出了再工业化，再创新和再出口的中长期结构性调整目标。再工业化会涉及一个问题，欧美会不会用减员增效的方式来实现，这个在政治上会面临很大的麻烦。他们愿意做吗？如果不愿意的话他们会怎么做呢？会不会转向跨业竞争呢？而且欧美也明确说在这方面会制定相关的措施。有报告探讨未来五年到十年，会不会有一些资本撤回美国本土的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再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国家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因为大选是为了政治，就会涉及过去制定的政策，涉及谁来做替罪羊的问题。比如说，他们会拿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做文章。汇率法案如果成为法律会不会引发贸易战？如果不成为法律代价又是什么？中国是否要进一步扩大内需？这些都可能成为竞选各方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