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北非动荡在东南亚找不到落脚点

　　

　　

　　东南亚经济发展迅速，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曼谷近期新开张的购物中心就有3家。图为新近开始营业的装修华丽的购物中心——“第21航站”内景。

　　丁刚摄

　　

　　泰国南部那拉提瓦府朴亚西亚村穆斯林小学快乐的孩子们。

　　刘歌摄

　　镜头

　　去年记者参加过泰国外交部组织的一次活动，主办方请了几位在校的研究生来为外国记者当翻译。其中有位姑娘叫丽，活动中记者与她谈起那些走上街头的中东青年，问她为什么泰国青年对此不感兴趣。丽先是反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感兴趣呢？”似乎对记者提出这一问题很反感。但接下来，她还是告诉记者，泰国青年并不发愁找不到工作。“只要你努力，总会找到好一点报酬的工作的。”丽说。

　　泰国年轻人初次就业的工资其实并不高，大学刚毕业的能拿到大约13000—15000泰铢（约合2700—3000元人民币）。这笔钱在像曼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也是紧巴巴的。但泰国经济这几年发展很快，外资不断进入，机会也不断增加。丽就常常去一些公关公司打工，挣的钱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从与丽的交谈中可以感到，她对未来能有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是挺有信心的。

　　也许，丽这样的泰国年轻人对西亚北非的乱局未必了解得那么透彻，但她从就业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确也让我们看到了东南亚与西亚北非的差异究竟在哪里。

　　西亚北非的政局动荡让西方一些媒体将目光转向东方，有人坚持认为这一波所谓“追求民主的潮流”会波及东南亚，因为东南亚是世界上穆斯林最多的地区。本报驻外记者实地采访多位东南亚专家学者，就此进行深入探讨。

　　在过去的一年里，总有一些西方媒体将西亚北非发生的事情套用到东南亚，有人坚持认为这一波所谓“追求民主的潮流”会波及东南亚，只要东南亚某国出现游行，就成了“‘阿拉伯之春’效应在这个东南亚国家的罕见展示”。在东南亚媒体上，也有“茉莉花开在新加坡”之说，亦有“马来西亚的‘阿拉伯之春’”的比喻。德国世界新闻网的报道曾断言，“阿拉伯之春”将到达东南亚，“民主幽灵”在马来西亚上空盘旋，与埃及等国一样，现代通信手段成了“革命”的工具，“阿拉伯之春”之后将是“东南亚之夏”。

　　东南亚各国经济充满生机

　　将东南亚的前景与西亚北非所发生的事情相联系，有一个主要原因，同样也是一个主要的引起误判的因素，即东南亚是世界上穆斯林最多的地区。“那里的穆斯林很多，发生在阿拉伯国家的动荡，对那里是一种启发。”类似的评论常常见诸报端。不过，泰国大学生丽的话或许可以用来作这些评论的校正。

　　东南亚与西亚北非相比，直观上最大的不同，是这里充满了生机。每个人似乎都在忙碌着，游手好闲的人不多。人们在这个社会中有自己的位置，也有希望找到或许更好一些的位置，就像他们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链条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样。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一年来吸引外资的势头十分强劲，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记者在东南亚工作一年，走过几个国家，到处都可以感受到经济的活力。比如在越南，有两个景象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一是河内的商铺极多，几乎所有沿街房屋都开成了饭馆、旅店、咖啡店和各种各样的小店，货品琳琅满目，商业气氛极浓，有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时全民经商的味道。

　　二是在去农村的路上，看到各处村镇都有许多越式小楼在建。这些窄窄的小楼，高的有六七层，矮的也有三四层，外表有的已经装饰一新，给人一种家家都在盖房的感觉。有越南朋友如此形容：“中国已经走进了社会主义大厦，而越南人现在正急着往大厦里面跑。”

　　两年前，记者曾有机会去突尼斯和埃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聚集在街头闲聊的年轻人。在中东的很多国家，青年失业率均在30%以上，有的甚至接近50%。那么多年轻人失去了就业的机会，同时也就失去了对生活和未来的希望，他们的选择很可能就是走上街头。

　　美国学者福山在分析去年西亚北非出现的动荡时这样写道：抗议运动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最穷苦的阶层，而是来自受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觉醒的政治意识使得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挫折感”。

　　社会大体能够认同现有体制

　　如果一种体制能给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和希望，能够大体满足人们的就业需求，那么这种体制所获得的认同度也会比较高，社会可能就是稳定的。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便出现政治上的诉求，也不至于引发大动荡。民主的关键，其实就在于人们虽持不同的意见，但都能认同国家的基本制度。

　　东南亚国家现有的体制不是完美无缺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体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甚至连被称为“历史终结”的资本主义体制也面临着改革与调整。东南亚的体制也常因腐败以及受利益集团左右、法制不严等问题屡受批评，但社会大体上还是能够认同现有的基本体制。至少，人们认为，一些问题应当在现有的体制中加以解决，即使是走上街头，也大多是为了推动对体制的改革，而不是要颠覆这一体制。这是东南亚与西亚北非的根本区别。

　　东南亚各国的体制大体上保持了相对比较稳定的运行。在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安华虽然说过，“‘马来西亚之春’已经到来”。但他同样也说过，这应当在现有体制框架下，通过改革来完成，而不是彻底地革这个体制的命。

　　在泰国，去年大选期间虽有游行示威发生，但整个选举过程基本按规则运行，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最近，反独裁民主联盟（反独联）支持者“红衫军”举行的游行示威，主要仍是针对体制完善的。他们支持为泰党政府修改宪法，希望通过修订来制约军方。

　　即便是缅甸从去年春天以来开始的引人注目的变革，也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至少从目前来看，仍属于渐进型。尽管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对现政府的变革仍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她明确表示，反对进行一场阿拉伯式的“革命”。

　　去年新加坡大选时，反对党比以往赢得了更多席位，一些西方学者当时认为，新加坡的“威权政治体制”走到了头，“‘新加坡之春’即将出现”。这样的分析完全是套用西方的理念，背离了新加坡的实际。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和记者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新加坡反对党要求的，是在现有体制的框架内进行改革。新加坡已经建立了以法制为基础的体制，这是稳定的保证，即使是反对党，也对这一体制是认同的，这和西亚北非国家完全不同。

　　 发展是东盟国家首要目标

　　当然，制度本身是文化的产物。东南亚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地区，现在的社会制度与穆斯林文化是有一定联系的。相比较而言，东南亚的穆斯林比西亚北非的穆斯林世俗化程度要高，教派冲突要少。曼谷易兰仓大学教授伊姆提亚兹·约素夫认为，在更为普遍的层面，经济发展的压力，以及物质主义现代化和消费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使东南亚穆斯林开始与伊斯兰教严谨的传统教义越来越疏远。他认为，东南亚穆斯林世俗化程度很高，伊斯兰教更多的是一种“民族特征”，很少包含强制性。这使得东南亚的社会比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更开放，在经济上也更多元。

　　观察东南亚国家的政局变化，还应当将其置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目前，东盟与中日韩“10+3”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发展是东盟国家的首要目标。东盟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促进了变革，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政治影响。近年来，东盟国家间的政治联动性在不断增强，缅甸自去年春天以来发生的变革，就与此密切相关。

　　这并非意味着东南亚国家未来就是一帆风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已进入上升期，经济蛋糕看来会越做越大，但这也往往也意味着如何分蛋糕会出现麻烦。因为东南亚一些国家原有的分蛋糕体制并不完善，一些利益集团占有传统的优势，总会多分一些蛋糕，或者试图维护其多分蛋糕的权利。原先处于弱势的群体或阶层，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要求改革分配制度，确保自身利益能够得到更公平的体现。这就会加剧社会矛盾。

　　从总体上看，这些矛盾是有可能在现有的体制中通过激烈博弈，进而促使变革来加以解决的，但其过程可能是小麻烦不断。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仍然会对这一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恰如泰国《商业报道》杂志的分析所言：最可能出现的导致经济突然降速的原因，正是东南亚摆脱贫穷的增长模式。这一过于依赖出口和廉价劳动力的模式可以让东南亚国家走出贫困，却未必能走向发达。

　　可以说，东南亚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体制的改革和调整，使分配体系更为公平；如何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使经济的发展更有持续性。

　　（责任编辑：袁志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