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比白更白”官员是怎样炼成的

　　媒体报道，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被指接受富豪款待、接受红酒等礼物、在深圳租住商人豪宅，涉嫌利益输送的事件持续发酵。在两次主动出席电台节目澄清事件后，日前曾荫权表示，本着对公众负责的精神，以及保持施政的高透明度，将出席立法会特别问答会，就有关事宜接受议员提问。对此，曾荫权表示，官员原本就该“比白更白”，他将坦然接受有关提问和调查。

　　其实，不仅是曾荫权，在过去的几年中，香港排名前三的官员——特首、政务司长、财政司长，都曾因为一些在国人看来很小的事情遭遇调查，前财政司长梁锦松还因此被迫辞职。这些事实，都让我们感受到了香港廉政制度和廉政文化的强大。所谓“比白更白”，就是要求官员官当得越大，越要透明，越要清白，因为权力越大，越容易给自己带来利益。

　　现在，曾荫权事件还在继续发酵，作为内地居民，大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看客。可是，透过事件的发展，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得到，香港“比白更白”的廉政文化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比白更白”的官员是怎样炼成的。

　　首先，香港的廉政文化得益于制度建设，得益于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独立监督机制。不管多大的官，都有机构对其进行独立的监督。就曾荫权事件而言，有媒体的监督，有议会的监督，甚至特首领导下的廉政公署也立案对其展开调查。同时，曾荫权自己也宣布，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来防止及处理包括行政长官在内的潜在利益冲突。所有这些独立监督，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监督网。面对这张网，官员无不噤若寒蝉，担心无意中触网，绝少有官员胆敢故意触网。相比之下，内地对官员的监督更多的是自上而下，这种来自官员身边的独立监督，相当少见。

　　其次，香港的廉政文化来自于官员的自我透明。官员在制度约束下，一旦遇到与廉政有关的话题，都必须作出最谦卑的姿态，面对质疑进行彻底的自我透明，即使是隐私权受到伤害也不能有任何怨言。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前政务司长唐英年，日前其住宅涉嫌违建时，港媒雇了六部大吊车高空拍摄其住宅内的情况，显然其生活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媒体的行为毫无疑问已经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但作为官员却不但要容忍，而且还要主动配合。在香港，官员自我透明是一种社会共识，是每个官员必须遵从的游戏规则。

　　最后，对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零容忍”。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就倒在“零容忍”上。银行家出身的梁锦松，当年放弃2000多万港元的年薪，出任年薪200多万港元的财政司长，被称为做“义工”。但就是这样一个不缺钱的官员，却因为买车的时间节点在新税制出台之前，被指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变相逃税而被迫辞职。在许多人看来，梁锦松绝不可能为了10万港元的税，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做赌注。但在“零容忍”的廉政制度面前，大家只看事实，只看结果，只要事实成立，只要行为有瑕疵，当事人就必须承担责任。

　　我们一直都在学习香港，香港的廉政文化也一直为内地的官员所称道，为内地的百姓所向往，但为什么“心向往之”而一直“实不能至”？曾荫权事件无疑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更加近距离感受香港的廉政文化和制度，让我们可以一个个环节地对照并找出其中差距，让我们的制度越来越完善，让我们的官员越来越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