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老年可以是另外一种状态”

　　徐佳

　　第一财经日报：《桃姐》乍一看很像纪录片，余力为的摄影也很朴实无华。采用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为了凸显情感的真实性？

　　许鞍华：主要是因为可以拍得很快，而且便于抓拍到养老院当时的状况和其他老人的反应。剧组拍摄的那个老人院里，有一部分人是专业演员，包括秦沛、秦海璐等。有八位是老人业余戏剧团的团员，他们日常也演舞台剧。那位假牙大伯，还有一些被护工喂饭的老人都是他们在扮演。生活不能自理才需要被喂饭，真人拍出来是有伤他们尊严的，所以请人来扮演比较好。剩下来三分之一的老人真的是里面的住客。我们吃饭的时候，问他们肯不肯一起吃啊，不介意的话就把他们一块拍下来。

　　日报：《桃姐》展现了你对香港老龄化问题的一个思考角度。但我并没有看到你在影片中急于传达你的社会诉求。你的立场是什么？

　　许鞍华：社会资源永远没够，特别是针对穷人。但是我们在拍《桃姐》的过程中发现，在物质条件并没有特别完备的情况下，老人的生活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惨。我对这个问题心态平和，只是想如实地知道这个状况，不添油加醋地给大家看。我的感受是，如果不那么恐惧，人到老年可以是另外一种状态。

　　日报：影评人舒琪认为，你一直试图在主流中保持平衡，一些商业因素，比如明星制度一直成为牵绊你作品的外在力量。你有没有想过拍纯粹的、个人化的艺术片，不找刘德华等大明星出演？

　　许鞍华：大明星不一定就不艺术，我的作品不排斥明星。现在我的号召力还不够，不能找资金拍我想拍的题材。近期不可能，也许以后也不可能，拍戏经常会受到市场的主导，只是我们努力去摆脱这样的主导。但是大明星肯演，只会对电影好，不会坏。

　　日报：你的电影非常关注边缘群体，从早期的“越南三部曲”里的难民，到《女人四十》里中年师奶、《男人四十》的中文教师，再到天水围的女性移民，你为什么会对处于边缘状态的人群有极大的兴趣？

　　许鞍华：在香港拍戏，一直有所谓的主流。香港市场非常封闭，真正流行的只有武打和喜剧片，拍别的题材以前蛮困难，现在更困难，导演拍另类的题材简直想都不敢想。我拍电影几乎都是跟着心境走，而且我都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有人愿意投资，可以开拍就不错了。

　　这次《桃姐》上映后，我听到人家反映说好，说这个戏能够给他们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能让观众知道多一点“另类”生活的状况，激发更多的电影人来关注或者投拍诸如此类的题材，再好不过了。

　　日报：香港电影人纷纷选择“北上”，而你还继续坚守香港本土，从这里的人和事中汲取养分和灵感。

　　许鞍华：新闻报道常常说我还没有买房子之类的。这都是真的，但我现在不太愿意渲染穷和惨，来讨同情。我能够保持健康，继续拍戏，就已经很知足了。

　　从1994年开始，香港电影开始走下坡路，拍本地片子没有市场，资金遭遇到很多困难。我不是刻意坚守香港，只是刚好有几个题材是香港本土的，且被老板认可。我并不像别人说的那么绝望，虽然也会不得已拍不是自己感受的片子，但拍片大多跟着自己的心境走。你可以不接自己不喜欢拍的题材，老板又不是用枪指着你，不接就完了。

　　对于年轻人来说，出头不是非要靠去电影公司下跪。我去温哥华当评委，看了许多低成本的长片，几千美元就可以拍，其创意不乏大胆的。

　　日报：你的影片以细腻见长，聚焦点往往在个人。有没有想过拍一些格局大一点的影片，比如反映香港时代变迁的题材？

　　许鞍华：也不是没想过。但资金不够，时间不够，时代背景不对，都是问题。比如，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从细节上讲，比拍古装片还麻烦。拍古装片，没有人跟你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准确，但那个年代的人还活着。

　　我的兴趣不在重建历史，因为没有一个历史背景是真实的，全是想象。我拍《半生缘》的时候，研究旗袍的款式，发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旗袍都是混在一起穿的。历史的片段是并立的，重建真实几乎不可能，而且工作量太大，未必值得，因为没有人会去电影里头看考证。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会去拍一些纪录片。跟踪一个人五六年，让素材丰富一些，出来的东西会比较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