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要微词，不要危机

　　张立伟

　　 世行与中国相关部门发布《2030年的中国》报告时，遭到了所谓“独立学者”杜建国的抗议，他认为佐利克是美国人，世行则是贩卖“华盛顿共识”的机构，因此，这份包含“私有化”的报告是一剂毒药。

　　 这是一种缺乏常识的诬控，所有指责几乎都不成立。杜建国表现出的是一种反西方的“条件反射”，因为报告来自世界银行且他的行长佐利克是美国人，就把报告与“华盛顿共识”、“毒药”、“阴谋论”联系起来。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一些常识，在全球贩卖“华盛顿共识”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而非世界银行，世行是一个利用廉价资金在全球“扶贫”的机构，它与华尔街也几乎没有多大关系。杜建国认为西方金融危机已经证明“华盛顿共识”失败，他把报告与“华盛顿共识”、华尔街危机以及俄罗斯悲惨的休克疗法捆绑在一起，认定这份报告对中国而言是毒药。

　　 这是非常可笑的想象，因为报告并非是一份单纯由世行或者说华尔街制作的报告，而主要由中国相关政府机构撰写，它本质上是“中国制造”。更重要的是，报告并无太大突破性的建议，几乎所有的内容均在15大以来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中有所表述，他不是什么“华盛顿共识”，而是中国政府探讨转型的集体智慧，是将过去中央政府的改革建议和改革目标系统化，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改革方案。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

　　 杜建国最严重的指控，是宣扬这份报告妄图“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几乎是他所有指控和愤怒的出发点。但是通读报告全文，找不到任何一处有关“私有化”的表述，甚至这个词语都不存在。他似乎将打破国有企业垄断等表述理解为“私有化”，这意味着他是缺乏经济与政策常识，而不是什么“学者”，他甚至不知道中国政府制定过很多鼓励非公经济的政策。

　　 比较笼统地讲，报告在国企改革方面主要有这些表述，一是，改革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比如打破石油等关键性行业的国有垄断，让一些国有企业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其次是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按照既定方针推进国企产权多元化，提高效率；其三，就是要求占有较多优质资源的国企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改善公益性，比如上缴分红等。这些表述没有超出中央政府过去发布的相关文件中制定的原则性框架。

　　 打破垄断、产权多元化并不是要分拆国企并私有化，而是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垄断领域，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与效率。而建议国有企业向财政上缴利润（分红）或者将部分股权转移到社保基金来充实账户是国有企业存在的意义，是早就应该尽到的义务。这也是改善中国收入失衡的重要步骤，因为垄断国企享受了过高的工资和福利。多年以来，中国政府部门和民间一直就这些内容讨论、呼吁和推动，不存在暗度陈仓般的“私有化”阴谋。

　　 作为一名社会人士，杜建国能够站出来反对改革，表明中国人的声音多元化程度得到了很大提高，他有权对改革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他想象出一个并不存在的“敌方目标”，并扣上“莫须有”的“私有化”大帽子的方式是值得警惕的。尤其是在各方都公布真相并指出他实属诬告之后，他仍然在一群人的支持下，反对改革，混淆是非。

　　 这种反对毫无价值，因为缺乏常识，对中国的改革进程更不了解，也没有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目标，只是一味的反对。这个群体主要的理念支柱是“中国模式”，也就是说把“中国模式”视为和“华盛顿共识”一样，是对抗西方的工具。这恰恰掉入西方捧杀的陷阱之中，因为“中国模式”只是一种追赶阶段的发展方式，为中国带来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弊端，阻碍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和谐相处，中国想摆脱这种模式的压力才催生出世行这样的报告。

　　 改革可以质疑，但不应被抹黑。 目前的中国，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就像《人民日报》以及厉以宁教授所说的，“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中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增长潜力逐步减弱，这需要中央政府集中各方智慧做出“顶层设计”与改革路线图。世界银行的报告可能不完美，有争议，但其真诚和专业也值得我们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