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 “希望明年中央一号文件锁定农村环保”

　　王尔德

　　

　　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 “希望明年中央一号文件锁定农村环保”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在城市空气、湖泊污染未解时，中国农村环境问题也凸显出来。

　　 “生态文明建设是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自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来以后取得了一些成绩。”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对本报记者指出，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生态文明建设在城乡之间严重失衡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环保工作“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导致农村环保和生态建设历史欠账太多。

　　 潘碧灵表示，“如果继续欠账不还，这可能影响到2020年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为此，潘碧灵呼吁，中央应在明年出台一个加快农村环保的“一号文件”，全面推进农村环保整治。

　　 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极不均衡

　　 《21世纪》：在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中央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您如何理解“生态文明建设”？

　　 潘碧灵：生态文明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发展道路的文明形态，是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探寻和追求的一种更高、更好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理念先进、内容丰富、内涵科学，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正确抉择。要实现生态文明的目标关键在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21世纪》：在过去将近五年的时间内， 您认为“生态文明建设”还存在哪些不足？

　　 潘碧灵：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生态环境不均衡的问题。社会公众和政府对城市的生态环境普遍关注，而且局部环境状况已开始好转，但对农村的生态环境关注相对较少。

　　 但实际上，全国农村环境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农村生活污染、面源污染还相当严重，农村环境污染呈持续恶化趋势。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统计，农业源主要污染物，如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分别达到1324万吨、270万吨、28万吨，分别占全国总排放量的43.7％、57.2％、67.3％，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半壁江山。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垃圾约2.8亿吨，生活污水约90多亿吨，人粪尿约2.6亿吨，绝大多数没有处理，随意排放，每年产生的6.5亿吨各类农作物秸秆有20%未综合利用，被焚烧或堆积于河湖沟渠或道路两侧。

　　 再者，我国是世界上化肥、农药使用量最大的国家，年施用量分别达4700万吨和130多万吨，而利用率仅为35%左右，流失的化肥和农药造成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畜禽粪便年产生量达27亿吨，大部分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没有污染治理设施，每年地膜残留量高达45万吨，造成了土壤污染。

　　 以湖南为例，湖南有个别村因畜禽养殖几十米以下的地下水都遭到了污染，十多年当兵体检无人合格。农村环境污染不仅威胁数亿农民的身体健康，还通过水、土壤等渠道影响食品安全，最终影响到城市居民。

　　 60万行政村需万亿投入

　　 《21世纪》：那么，目前的农村环保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潘碧灵：近年来，国家对“三农”工作越来越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2011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超过万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21%，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基础设施改善和农村社会事业进步。但相对而言，农村环保却投入不大、推进不快， 2011年中央财政投入40亿元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仅占当年“三农”投入的比例不到4‰。截至目前，通过“以奖促治”政策整治村庄仅1.6万个，按环保部、财政部规划，到2015年也只能治理6万个，相对全国60多万个村庄任重而道远。比较政府对城市提供的环境公共服务，农村一块无论覆盖面还是公平性存在巨大反差。

　　 此外，多年来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在制度层面上对农村污染及其监管重视不够。目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不健全，乡镇基本没有环保机构，缺乏必要的监测、监察设备和能力，农村环保的政策、法律、标准体系不健全。

　　 《21世纪》：应该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上述现状？

　　 潘碧灵：我建议中央对全国农村环保工作进行专题研究，把农村环境整治纳入“两型社会”和新农村建设总体战略，作出全面部署安排，像近些年全面推动其他 “三农”工作一样，出台一个加快农村环保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导思想，确定目标任务，强化工作责任，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全面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中央的一号文件，多次围绕农村问题展开，农村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唯独没有注意到农村环保。而如果农村环保再不发力，而是按照目前这样的工作力度和节奏做下去，到2020年农村小康社会的目标肯定无法实现。因此，我建议，希望明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锁定农村环保。

　　 农村环境整治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环保、发改、财政、农业、林业、建设、水利、国土、卫生等多个部门，需要各部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整体联动，才能取得实效。建议建立农村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农村环境整治示范工作的综合协调、资金整合、项目实施和监督管理等工作，特别是应按照“渠道不变，各记其功”的原则加强涉农资金、项目的整合。

　　 《21世纪》：除了联合整治，农村环境整治投入也是关键。自2008年中央财政首次设立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以来，四年只安排了资金80亿元。您如何看待农村环保工作的资金缺口？

　　 潘碧灵：每个村的治理需要200万-500万，全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按80%的治理面，需要投入过万亿。从资金来源上，必须着眼于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中央财政大资金投入主导，地方政府加强资金配套，积极推动农民投资投工投劳，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环保，各级排污费、土地出让金等专项资金可明确一定比例用于农村环境整治，力争到2025年全国80%以上的村庄得到治理，“十二五”东部、“十三五”中部、“十四五”西部基本实现农村环境整治全覆盖，确保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21世纪》：您认为，农村环保整治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潘碧灵：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从源头上控制农村污染的蔓延。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制定严格环保标准，对物品包装提出限制要求。

　　 同时，农村饮用水安全、农业面源污染、土壤污染、农户生活污水和规模化畜禽养殖等领域，既是治理的重点也是难点。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研发、引进和推广应用国内外的技术。如秸秆综合利用、测土配方施肥、土壤综合防治、人畜粪便无害化处理应用技术等，并加强高效安全肥料、低毒低残留农药、土壤污染治理、农林生态修复等技术的研发。

　　 《21世纪》：在农村污染的治理手段上，如何实现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的协同？

　　 潘碧灵：我认为，“以奖促治”是一个很好的抓手，通过农村生态建设示范，推进农村污染的治理。目前，“以奖促治”还不尽完善，国家还需要研究制定一些配套政策，比如生态功能区等生态补偿资金与农村环境整治如何挂钩，对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有机肥生产、废旧物资回收如何给予补贴，对从事农村环保规划方案编制、技术研发推广、工程项目治理等方面的单位和公司如何给予税费优惠等问题。

　　 同时，相关的法律法规配套也不完备。国家应尽快出台有关土壤、畜禽养殖、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我建议，国家应借鉴通乡通村公路、沼气池建设等强农惠农政策做法，把农村环保整治内容分类，根据项目确定国家奖励、地方配套、农民自筹的标准，以利于奖励政策、配套资金的落实，同时也可以推行先建先治先补等激励措施，调动地方和农民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