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代表： 统筹兼顾做好中医药传承工作

　　

　　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10日讯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接受采访时说，十七大以来，中医药事业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心、指导下，经过有关部、委、局和地方政府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实施，较之此前状况有了明显变化和发展。但仍有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关键问题需要勇于面对和善于解决。中医药传承是极其重要、紧迫，甚至是根本性的问题之一。

　　一是学科性质不同决定了中医药的传承问题更为重要、突出。要认清中医药传承任务的重大紧迫，必须首先认清这是因其有别于西医药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

　　西医药学属于统计学的大样本理论，强调和关注共性，偏重线性思维方法和空间概念，常用人为控制条件的方法，在短时期内进行大量样本的对比实验，用实验数据推导和完善理论与方法。而传统中医药学则属于小样本理论，强调和关注个性差别，偏重整体(系统)思维方法和时间概念，对短时期内大样本量之间的可比性认可度低，故主要通过长期观测的方法取得序列数据来推导和完善理论与方法。直白地说，传统中医药理论和方法并非未经试验，而是依靠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亿万人的生命实践验证和完善的。这两种学科的性质区别其直接结果就是：大样本理论由于可以人为控制条件，且认定短时期内聚合的大量样本互相之间可比，因此实验的时间、地点乃至主导人员的不同都不会明显影响实验结果。而小样本理论认为环境条件和样本个性的差异对结果的影响都很大，因此时间的检验更重要。在长时期的观测过程中，由于观测者的视角和思维各不相同，从而决定了在理论和方法形成、完善过程中观测者个人(医药从业者)的感悟、体验和经验总结的差异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人”是传承的关键。

　　二是现实状况表明：尽快部署、加紧完善中医药传承工作已到紧要关头。为传统中医药的上述学科性质所决定，传承工作首先要确保及时从制度、人员、资金等方面提供条件，其中“及时”最为重要。2009年国家命名的30名“国医大师”，都已年逾古稀，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仅有3人，目前已有7人相继辞世；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十五”时期认定的108名“名老中医”，目前已有22人相继去世；“十一五”时期认定的102位“名老中医”中也有8位已经去世。而掌握了疗效明显的“秘方”、“偏方”的传统民间老中医因现行执业资格认定和传承手续办理等规定的影响，传承形势更为危急。此外，发达国家近年来为解决现代医药学的困境而越来越多地关注传统医药学，也吸引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中年传统中医药人才出国，削弱了“承上启下”的人才基础。

　　三是做好传承关键在明确传统地道中医药的应用知识技能才是首要内容，同时需要统筹兼顾九个层面。小样本理论的学科性质决定了传统地道中医药的应用知识技能有许多是存留在从业者的头脑和感觉中，而不是在书本里的，有一些甚至“只可意会不易言传”的情况。因此传统中医药强调口传身教心授的师带徒方法的重要性。而现代医学采用的是近代工业的模式，强调标准化、规模化、系列化，只需著书立说就可以传承下去。

　　从总体而言，中医药传承工作不是某个或某几个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多维度综合体系的问题：

　　

　　1、应兼顾“传”和“承”双方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

　　

　　“传”和“承”是两类主体行为，必须同时关注传者和承者。政府应设置有利于调动传、承双方积极性的制度环境。目前承者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尽管国内外老中医和老西医之间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差距都不明显，但中青年特别是青年中西医之间的差距却很大。这是小样本理论的学科性质决定了中医药人才不但成材慢而且成材难。同样学历和工作资历，中医药业的中青年就业、生活压力都相对更大。中医药大学学生反映强烈：对学习和应用传统中医药知识技能，他们是“非不愿也，实不能矣”。迫切需要核心领导机关和相关政府部门综合考虑，统筹解决，首先卫生部门在改变“以药养医”体制的同时还应从调整中西医药服务收费标准入手，缩小乃至平衡两类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使中青年中医药人员的从业积极性得到提高，队伍得到充实、稳定和发展。

　　2、应兼顾传医和传德

　　

　　传统中医药强调行医用药要用“仁心仁术”。中医药传承工作的目的是培养德艺双馨的后继人才。目前医患关系比较紧张且尚无彻底好转的明显迹象，很重要的就是因患者认为部分医者的职业道德有问题：为了自身利益而对患者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过度手术。因此传承“大医精诚”的要旨、培养医德的工作相对更难。必须通过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官员和传道授业的大师、名师们以身作则、倡行职业道德，通过改变以往医药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政策导向等一系列艰苦、持久的工作才能逐步扭转医药领域职业道德滑坡的现象。

　　3、应兼顾中医药服务“诊、断、治”三个阶段的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的传承

　　

　　按照就医过程而言，“诊、断、治”是三个阶段。与现代医学有所不同，传统中医药的三个阶段都必须正确应用医学知识和技能，即：从“四诊”(望闻问切)开始就需要了。目前在三个阶段都具有高水平的中医药传者已凤毛麟角。相反的是：个别中医类医院完全用化学物理检查替代了“四诊”，连形式都不走；断病也不用“八纲”思路而是西医的病位病名；至于治，更是直言开不了汤药，也不会用中医非药物疗法。如果说这种现象是因为现行不分中西的医疗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因为职称评定制度、因为经济收益差距等原因而故意为之，在短期内还不构成根本问题，但这些问题如长期得不到解决，久而久之，即便改进了制度环境，这些中青年中医想用传统地道中医药方法也不会用了。一旦出现这种局面，这个“非不愿也，实不能矣”就将危害到中医药事业的根基，后果极其严重！因此，建议传承内容和范围细化时一定要强调全面覆盖中医药诊、断、治三个阶段的知识与技能。

　　 4、应兼顾中医药从业人员各个年龄段的特点，实行梯度式的逐级传承制度

　　政府所言的“名老中医”往往是那些既“名”且“老”的极少数优秀中医。年龄多在60甚至70岁以上的了，45至60岁的中老年中医很少能获此殊荣。但知识技能的获取和消化吸收多数都是渐进的，让“名老中医”直接给初出茅庐的青年从业人员传授，效果多半不是最佳，而传承给有一定积累的中年从业者效果或许会更好，因此为了使名老中医传承工作成效最大化和常态化，必须建立年龄梯度式和机构等级梯度式的逐级传承体制，老至中、中至青，省到市、市到县，逐级“传、帮、带”效果更好。

　　 5、必须兼顾中医和中药的传承

　　中药质量已成为影响中医疗效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种养过程的问题外，炮制加工方法不能坚持传统工艺也是非常关键的影响因素。针对中药产业问题，本调研组曾提出国家要把中药资源作为战略资源、把中药产业作为战略产业来对待。中医药诊治的一大特色就是“因人、因时、因地、因材(药材)而异”，不识中药的中医不可能是好中医，中医和中药不应分而治之。但是现实的中医、中药分口管理制度，造成了中医、中药人才不能统筹培养和管理，产生了一定程度上地道中药人才比地道中医人才更缺乏，传承问题更严重的局面。因此，应尽快将中药管理职能合理回归，同时中医药传承工作一定要全面覆盖中药各种剂型药物的炮制加工和使用方法，并且应高度重视“简便验廉”优势更加突出的各种传统非药物疗法。

　　6、应兼顾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中医药人才，有“名”的老中医要传、无“名”有“实”的老中医也要传

　　名老中医的“名”，一般特指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如国医大师、省名老中医。民间“名老中医”的“名”则主要经患者口碑积累而成。北京同仁堂有企业内确认的民间中药大师，那只是个别事例。我们在国情调研接触到一些非常有特色、优势的民间中医，在某些专科方面尤为见长。除了上世纪献方运动已收集的，多数有疗效的“秘方”、“偏方”仍掌握在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民间老中医手里。目前一种突出且令人心痛的情况是：只要有一个民间老中医离世，可能就会有一个秘籍绝招随之失传。近几年国家主管部门虽出台了一些有利传承的法规、政策，但地方执行不力的情况不在少数。许多实际从医三、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民间中医，尤其是家传和从赤脚医生一直做下来的，由于没有副高级职称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带徒出徒。有一个民间中医，四十年来接治现代检查手段确认的肿瘤患者近八万人，仅保留完好病案的就有两万三千余人，除血癌和骨癌外，90%以上有一定疗效。临床之外，还承担过省、市级重大科研项目。可是他迄今只有“中医师”执业资格，所以带了二十年的徒弟都没资格参加执业资格考试。像他一类的情况不可能全国仅此一例。建议：传承工作必须兼顾体制内外的老中医，有“名”的老中医和无“名”有“实”的老中医都要兼顾。“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政府管理部门和体制内从业人员应实事求是地看待民间中医问题，创造制度条件，帮助他们中的真才实学者总结提高和开展传承，使他们的才学也得到传承。尤其是诊治疑难杂症和恶性疾病的方法和药物。

　　 7、应兼顾作为服务提供方的业内传承和作为需求方的被服务群体的中医药知识传承

　　没有需求的供给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空间，更不会有持久生命力。名老中医不但要传授地道专业的传统中医药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培养治病救人的医药人才，而且要培养能够有效地与被服务者交流沟通、有效地传播中医药普及知识和适用养生防病技能的科普人才。除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外，还要带领继承者队伍，“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把提供中医药服务和开展科普结合起来。北京有位老人义务开办国医少儿班五年多，同时在政府支持下在幼儿师范、中小学和幼儿园开课，培训青少年、儿童至少四五百人，顺便还培训了家长五六百人。

　　8、应兼顾人用中医药、兽用中医药和农用中医药知识技能的传承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与种植业特别是养殖业超量甚至滥用现代人工化学合成物和生物制剂如：化肥、饲料添加剂、农药、兽药尤其是激素、抗生素有直接关系。而在中医药古代经典著作中就有中兽医药和中农医药的专门内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养殖业和种植业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还是能应用传统方法来防治病虫害的。当前中兽医药和中农医药传承教育的形势相当危急：全国大专院校正规中兽医系仅剩一个，不久还可能连自主招生权都丧失。中农医药方法更是仅有极少数特殊性质农场还在坚持使用。食品不安全，人就没有安全。本调研组数次上报食品安全相关的中医药传统知识技能应用建议，建议在关注人用中医药知识技能传承问题的同时，关注中兽医药和中农医药的传承问题。促使相关技术管理职能尽快合理归置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把传统中医药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中应用的现有成功经验加以总结推广，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对国家和人民负责。

　　 9、应兼顾汉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传统医药知识技能传承

　　不仅是汉族，而且几乎每个兄弟民族都有传统医药，尤其是藏、蒙、维、苗、瑶、壮、彝等相对更突出。2009年国家命名“国医大师”30人，有藏族和蒙古族各一名。藏族的强巴赤列大师不久前已去世。民族医药既有与汉族医药相似相通的部分，也有其特色优势部分。许多兄弟民族都居住在祖国边陲地区，交通条件相对较差，兼顾兄弟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技能传承，不但对解决边疆地区群众看病用药难题有实效，而且对全面复兴中华传统医药，提高我国在世界医药领域的独立和优势地位；对于尊重民族习俗和文化多样性，建设多民族和谐共荣的社会都具有积极意义。建议结合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医药卫生等领域的中长期规划给予必要关注。

　　（责任编辑：杨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