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风声鹤唳 中国经济谋变

　　

　　

　　

　　

　　

　　编者按：

　　中国放弃多年的“保八”底线。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5%。这是中国GDP预期增长目标8年来首次低于8%。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结构转型面临考验，深层改革箭在弦上；与此同时，世界局势迷雾重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当转型遇上危机，困难不可小觑。

　　贸易环境

　　制造业面临洗牌

　　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欧美主要消费市场疲软；其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企业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提高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制造”形成压力；其三，墨西哥、越南等国家及地区以更为低廉的成本，承接了大量劳动密集产业的转移；其四，欧美日等高新技术输出地更加重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进一步抢占产业制高点；其五，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制造”屡遭反倾销调查。这些因素都在倒逼中国转型升级之路。

　　改变出口结构

　　“经济方面，至少有三个因素在牵制中国经济发展：即受出口商品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对外投资地区和中国进口大宗商品原材料地区的影响。”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石油大学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震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欧美经济增长每下跌1%，中国出口增长就要下跌6%。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必将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对中欧双边贸易造成沉重打击。中国海关总署3月10日发布的2012年1至2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数据显示，进口增速超出口两倍，2月份中国贸易逆差高达314.9亿美元，创下至少近10年来的中国最大单月贸易逆差。去年底，受诸多因素影响，中国出口增速连续4个月下滑，企业订单减少，有人担心，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终可能为零或负数，突围转型时间已不多。此外，美国经济复苏疲软，其贸易逆差正在持续收窄，对中国出口的容纳能力也在大幅下滑。

　　受借贷成本升高、工资快速增长以及投入成本增加的威胁，中国出口增速有可能从去年的20%跌至个位数，所以必须改变出口结构。约翰·罗斯义认为，“发达经济体仍然是世界贸易主宰者”。统计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占世界进口贸易量的63%，而发展中国家只有37%。中国的低端产品优势已不再，高端产品生产和销售又面临日本和德国等强劲对手，企业必须主动转型。

　　在贸易争端不断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注重新兴市场的开拓。这样不仅可以抵消主要市场出口额下滑的困难，还有利于加速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对内，国家必须加快内需转型发展战略，即由原来以出口、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以消费、投资、出口的“三驾马车”协调均衡发展转变，从而为今后中国实现以消费为主的内需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基础。

　　（责任编辑：彭金美）

　　

　　中美争端频起

　　进入2012年，贸易争端更加激烈。3月6日，继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1930年关税法的反补贴税规定”的法案之后，众议院也通过了这一法案。随后，为了实现“出口翻番”目标，美国总统奥巴马提议斥资2600万美元成立跨部门的贸易执法机构，将矛头指向其重要贸易伙伴——中国，调查中国的贸易活动。美国的贸易保护已经升级为立法阶段，由此可以预见，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只会增多，不会减少。

　　奥巴马表示，美国将加强贸易检查，包括杜绝假货、盗版和不安全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表明在今后美国将倾向于利用保护知识产权和提高质量标准等手段，抑制中国产品向美国出口。奥巴马执政三年来，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案是上届政府的两倍。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隐蔽性的“337调查”案件也在增加。仅2011年，美国共向中国发起69宗“337调查”，比上一财年增加约23.2%，连续第二年创历史新高。今年2月22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布对用于激光打印的墨盒及组件，照相手机、平板电脑及其他手持图像捕捉和传输设备，可调节能荧光灯等三类产品发起“337调查”，共有13家中国公司涉案。

　　白宫已经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在白宫发布的的《美国基业长青蓝图》报告中明确表示，如果中国为帮助国内企业赢得海外商机，而向其提供不公平的出口融资，美国也将提供同样的资金援助，确保美国企业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此外，为了改善就业市场，奥巴马还通过减税等激励措施呼吁美国企业“回流”本土，意欲重振“美国制造”，波士顿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希尔金甚至预计，将有15%的针对北美市场的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进一步挑战“中国制造”。

　　欧盟紧随其后

　　紧随美国的还有欧盟的对华反倾销调查。近日，继此前对中国陶瓷企业征收最高达69.7%的惩罚性关税之后，欧盟再次对中国陶瓷企业挥舞反倾销大棒。此外，欧盟对中国钢板的双反调查还未结束，在清洁能源领域，欧盟或很快对中国光伏组件、太阳能电池板发起双反调查。在贸易保护主义旗帜下，欧盟还强征“过路费”，向航空业征收碳排放交易税。值得关注的是，在欧盟对中国陶瓷餐具出口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前，韩国、阿根廷、秘鲁和巴西等国已对中国启动了反倾销调查或直接提高关税的行动。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世贸组织法律二处处长陈雨松在署名文章中写道，中国是国际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针对的主要目标国，针对如此多的贸易争端，作为WTO成员，中国有权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挑战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产品采取的不公正的贸易救济措施，维护本国产业的正当权益。首先，企业应该积极应诉；其次，要妥善搜集掌握证据材料，为多边诉讼创造有利条件；再次，对于欧美反倾销中针对中国采取的歧视性做法，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积极研究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最后，从政府角度而言，要进一步参与多边和区域贸易规则的制定，在WTO多哈回合规则谈判和区域贸易协定(FTA)的谈判中，进一步澄清规则，加强对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约束，防止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为我国企业创造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环境。

　　 外部环境风声鹤唳

　　树欲静而风不止，当中国一门心思发展经济时，外部环境却突然风起云涌，发生转变。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变得很明朗，中国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不仅自身率先走出谷底，更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整个地区和全球都得到了明显提升。然而，中国也因此招来不少“嫉妒”。

　　在结束上一个“黄金十年”发展后，现在的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国际环境，地缘政治冲突增多，能源路线受威胁；全球经济失衡严重，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推出重返亚洲战略，南海争端凸显；俄罗斯在普京强势回归克里姆林宫后，军事和经济复兴势头强劲；欧债危机让欧元失去往日活力，人民币国际化能否抓住发展机遇？新国际形势对中国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应对各方面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亟待提高。

　　伦敦市前市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约翰·罗斯义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国际背景下，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经济因素。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缩水，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威胁。此外，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减速也让中国外部发展环境变得困难。第二，国际政治风险。比如，美国与以色列军事威胁伊朗，造成油价上涨，这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治理通胀问题极为不利。基于以上两大不利条件，建议中国应加快推出扩大内需的政策，因为美联储、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都力推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这些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后，会进一步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增加企业成本。

　　中国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居安思危、如履薄冰的安全意识必须有。未来十年是中国迅速崛起的黄金时间，有人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在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嫉妒心、疑虑和防范措施都接踵而来，美联储的多次量化宽松政策让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缩水，中国金融安全深受关注。伊朗、叙利亚和利比亚局势的恶化影响到了中国的能源安全，美欧经济体陷入高失业、高赤字和低增长等结构性问题，威胁着中国的出口环境。美国重返亚洲，中国的海洋权益受到挑战，如何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能警惕外部干扰因素，是中国增强国际竞争力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责任编辑：彭金美）

　　

　　能源安全

　　新兴国家油路被封杀

　　

　　不管战争是否成为美国解决伊朗问题的最后手段，美国扼住伊朗金融咽喉，“釜底抽薪”的做法殃及了中国“油路”。表面看，美国是通过让伊朗央行关门等方式掐断石油出口，但事实上，美欧国家还威胁不少船舶公司和金融服务机构，封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油路。

　　伊朗对美欧国家的制裁总是嗤之以鼻，从最先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发展到给英法等国“断油”，甚至高调公布多项核成果，不断抬高六方会谈的价码。这种“斗而不破”的情绪左右着市场对国际油价冲高的心理预期，而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石油80%依赖进口，可能影响中国治理通胀和保增长的最终效果。以目前原油价格达90美元/桶为例，如果油价升至150美元/桶，中国的工业原料成本就会上升一倍，经济安全难以保障。

　　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石油大学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震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进口大宗商品的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会直接导致商品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中国常年从北非、中东进口原油、铁矿石等，如果这些地区不稳定，将直接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也会连带地影响很多国内的产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前中东大使华黎明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早在利比亚军事行动时，中国的油价已经受到影响，只是比较微小。他认为，现在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反映的不是供求关系变化，而是多重因素炒作的结果。在制裁过程中，美国政府采用“黑名单”的方式，强迫公司和国家放弃运输伊朗石油。自今年1月以来，受制裁措施影响，中国对伊朗石油的日进口量已降至去年同期的一半。所以，中国必须尽快发展新型能源，减轻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度。

　　在中东乱局中，美国屡试不爽的手段是，联合多国进行经济和金融制裁，最后再用空袭推翻政权。许多人担心，如果美国把制裁伊朗的手段同样作用于中国，中国能抵挡得住吗？大商所期货学员教委委员刘新涛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假设不必担忧，因为一旦美国这样做，将造成“两败俱伤”，这样做对美国来说，等同于将世界霸权拱手让给欧洲。中国与全球多国有贸易和金融往来，美国未来若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必然依赖其他国家配合，但这必然会威胁其他国家利益，实施起来困难较大。此外，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反制裁力量不容小觑。

　　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赵昌会认为，美国能源战略东移，他们迟早会放弃中东。中东除了地缘战略意义之外，对美国已经没有太大用处了，美国从这个地方油气进口已经不到7%，现在中东越乱油价越高，对中国、印度这种新兴国家影响越大。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绝不是虚张声势，是贯穿整个21世纪的长期战略，所以在亚太地区的能源之争中，中国必须提前布阵防范。

　　国际安全

　　谨防冷战格局

　　

　　中国周边环境因南海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化。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都与周边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专家认为，如果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能够处理好，那么将为塑造中国国际安全环境创造有利条件。如果处理不好，那么就有可能被地区以外的一些力量所利用，尤其是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不能小觑。在今后10年中，如何避免新的冷战格局的产生，避免周边一些国家选边站，这对中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狼已经来了。美军总共拥有11艘航母，未来将把6艘航母安置在亚太地区，可见，他们对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视程度有多高。在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的口号后，3月10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表示，美国将根据新出台的国防战略，在亚太地区增加军事力量，尤其要在亚太地区与中东地区投放更多海军。他强调，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舰数量不会受到军费削减影响，预计在未来几年内，美军在亚太地区舰只数量占总舰只数量的比例将从目前的52%增加到60%，其中包括净增一艘航空母舰，这将使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航母数量达到6艘，当前，美军一共拥有11艘航母。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徐明棋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最近重返亚洲周边频繁军演等战略，对中国国内投资环境并无直接的不利影响，投资份额有所下降，是与欧美的经济状况直接挂钩。但值得警惕的是，虽然中国在亚洲的大国地位不会轻易被撼动，但一些周边国家有可能利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机会“找靠山”。

　　不管是军事还是贸易方面，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正在打乱中国外交这盘棋。在大选年里，两党候选人都主打“与中国展开贸易战”这副牌，还与亚洲各盟国(大多为中国邻居)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为期十天的“金色眼镜蛇”七国军演于2月17日落下帷幕；2月20日至24日，韩美联合反潜训练在黄海举行，这是韩美迄今展开的最大规模反潜军演。与此同时，另一场规模更大的联合军演也在进行中。2月11日，美国空军、日本航空自卫队和澳大利亚空军联合举行的为期3周的“对抗北方-2012”演习在关岛拉开帷幕。美国与菲律宾在3至4月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地点就是中国南海地区。

　　亚太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备之心正在升级。印度、日本和菲律宾的军购计划正在加大。据中国香港《亚洲时报》报道称，为了对抗中国，菲律宾正在拼命扩充军备，经费来源分别由政府方面和开发南沙海域的气田公司支付。位于巴拉旺西北的Malampaya气田位于中菲南沙海域争议地段，目前被菲律宾政府看做是“摇钱树”。这一气田工程由壳牌菲律宾石油勘测公司和美国雪佛龙公司共同开采，双方各持45%股份，菲律宾政府所有的PNOC勘探公司只占10%股份，但历年获得的利润总额高达54亿美元，2011年，菲律宾政府拿到了11亿美元。菲政府用此收入设立所谓的特别预算基金151基金，主要用于反华所需军费。

　　与俄罗斯结盟很有必要。专家表示，军演破坏了以往的地区合作基础，中国必须重新巩固自己的外交地盘，积极与俄罗斯联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运认为，在未来多极世界，中国不能是一个单枪匹马的“孤独大国”。

　　中国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和未来世界力量中心之一，就应当在周围凝聚“一大批朋友”，要因时因势适当调整方略。结盟还是不结盟，绝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不结盟”政策，当务之急应该发展准结盟关系，即不是盟友的盟友关系，尤其要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原部长黄星认为，中美关系说白了就是“与狼共舞”，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要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处理联盟问题，从长远大局看，中俄间深化战略伙伴关系非常必要，是政治的选择。来源：国际金融报

　　（责任编辑：彭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