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躁动背后的机会主义

作者: ■郭立场

　　考核干部政绩应走群众路线，让群众当裁判，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民群众对干部政绩考核的知情权、评价权和监督权，将干部的政绩置于群众公开监督之下。

　　客观上看，以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有时的确需要多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但这正是民主权利的体现，也是集思广益的过程，添了一些小"麻烦"，可以减少决策失误导致的大"麻烦"。一些看起来很复杂很难办的事，只要真心相信群众，真正还权于民，办起来就真的不那么难。

　　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表示，“现在说躁动，真正躁动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各级政府官员”。孟学农说，官员躁动跟现行的体制设计有关，所以有些官员面临三年不升迁的时候有些心理躁动。

　　躁动，或曰浮躁，即心浮气躁，是一种危害极大、传染力极强的社会病，主要表现是急功近利、不求甚解。在认识论上，它是主观脱离客观的一种价值判断；在方法论上，它是缺乏科学规划的“短视病”；在心理学上，它是一种急于求成的不良心态；在社会学上，它是一种投机钻营的庸俗化倾向。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贪图虚名，不务实效，是浮躁病的突出病症。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怒斥各级政府官员的躁动，并指出现行的体制设计纵容了官员躁动，可谓是切中肯綮，引人深思。

　　考核评价是“指挥棒”，是“风向标”。各级政府干部能否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科学的考评机制。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并出台了一系列干部考核的要求，但仍让人心存疑问，官员最大的政绩究竟应该是什么？显性政绩和隐性政绩究竟应该如何区分？让干部考核不变味、不走样的关键又是什么？目前，在我国大多数地方，上级机关对干部政绩的考核，仍停留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上，并以此作为干部进退留转的主要依据。而任期太短，过于注重“面子”，又容易助长一些地方干部在任期内急于出政绩，不顾本地条件，寅吃卯粮，大兴土木，“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遂层出不穷，投机心理和躁动行径暴露无遗。看看我们周围的人与事，有太多因为老实而吃亏的活标本。其实，躁动之所以盛行，“政绩工程”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迎合考核标准及更高一级领导的欢心。如果上一级的领导不喜欢“政绩工程”，考核标准不彰显“政绩工程”，这些所谓的好大喜功的干部断然不敢也不会有这个喜好。

　　邓小平同志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地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制度不仅要对“无赖”行径实施有效的钳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制人们萌发各种损公利己的“无赖”冲动。在某种意义上，“显性”绩效成为许多领导抓工作的指挥棒，致使一些领导热衷于追求“短、平、快”的形象工程和一时的轰动效应。由此可见，只有通过综合运用政绩考核结果，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才能在领导干部中形成踏实肯干的浓厚风气，形成鼓励干部干事业的良好环境。这就提供了一种思考，有关部门在考核评价干部时如何是做到实事求是，如何把干部的政绩考准、考真、考实，既要看任内做了些什么，更要看走后留下些什么，形成“以实绩论英雄、凭实绩用干部”的鲜明导向。为此，发展和完善干部考核的理性路径选择是构建制度化体系，体现干部考核的制度之美。

　　无论怎样设计政绩考评的标准，人民的利益应是衡量领导干部政绩的根本标准。换言之，干部考核既应重视上级部门和分管领导的意见，也需要强化群众的参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各级干部在干什么、干得如何。广大干部工作和生活在群众之中，其政绩的大小、真伪和优劣，群众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因此，考核干部政绩应走群众路线，让群众当裁判，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民群众对干部政绩考核的知情权、评价权和监督权，将干部的政绩置于群众公开监督之下。客观上看，以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有时的确需要多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但这正是民主权利的体现，也是集思广益的过程，添了一些小“麻烦”，可以减少决策失误导致的大“麻烦”。一些看起来很复杂很难办的事，只要真心相信群众，真正还权于民，办起来就真的不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