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的基本定义是保护自己的经济优势

　　

　　■谭雅玲

　　由于人民币单边升值持续时间长，而且一直是预期进一步升值，进而我国大多数外贸企业并不能承受这种价格趋势，被迫转型直至并非产业的创新或转轨，相反是被迫于投机行为的发展，没有了企业资质和品质本质的发展或提升，反倒呈现更大的困局和被起诉，贸易争端和贸易制裁的扩大是贸易矛盾和困难的反应，并且形成效率不变和利润下降的贸易逆差局面，我国企业的贸易环境急剧恶化。

　　人民币单边升值使我国企业

　　贸易环境急剧恶化

　　机电产品尤其高新技术产品是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脊梁所在，与加工贸易等低端制造业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海关统计，去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金额增幅只有19.5%，其中高新技术产品更只有15.9%，低于大多数行业，而去年全年机电产品出口增速是30.9%，机电产品出口增速相比一般制造业出现大幅下滑，显示出我国相对高附加值领域出口竞争力的下降，作为相对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经营形势如此，显示出我国出口的档次在不断下降。尤其是加工型为主的我国出口特色，伴随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企业的规模优势丧失竞争能力。而大多数中小企业在利润极低、产品能力较弱，尤其是政策倾斜较小中更难以抵挡人民币升值态势，更何况人民币单边升值加快，不仅已经导致大多数企业倒闭，更倒逼一些企业被迫走向缺少专业和资质的投机之路。目前又面临房地产和产业结构，包括信贷政策调整的压力，他们的生存发展面临夹缝生存状态。两面受损和两面夹击使得我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生死存亡之命运。

　　回顾我们汇率改革的国情状况，尤其是我国经济特色和周期特点，不难发现我们的汇改不对路子，既不是以我国国情需要，也有所违背国际规律和经验之路径或原则。从国际金融角度看，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反之当下则加重未来自我经济结构的难度，这并不利于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更不利于世界经济相对稳定。首先人民币升值超现实，严重违背了市场规律。其次是人民币升值超定义，超越我国国情阶段需要的价格因素，目前这种预期已经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优势的发挥和积累，并不利于我国转型和调整以及经济稳固的需要和需求。第三人民币升值超理想，美元霸权的抗衡过于简单化，理想主义的对抗策略并不利于我们自己的发展与改革，相反对形势和格局的误判则加剧我们自己发展对策和战略的纠结和压力。最后是人民币升值超低效，未能实现自己货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主张，改革的短期化和单边性不利于专业化水平和技术性经验的有效实施和发挥，我国汇率改革的立足点严重偏离改革的原则和初衷。我国人民币汇率的焦点关注不能脱离我国的利益诉求，并且不能违背市场技术规律的把握，我们现在的价格水平路径是在囤积市场风险，并非是自己利益的长期发展。我国汇率改革已经6年了，但是至今我国的汇率制度健全依然存在严重漏洞和不足，尤其是技术和专业严重缺失市场能量和含量，应引起高度重视和关注。

　　经济数量必须

　　与经济质量相匹配

　　另外从世界经济规律和周期看，经济形态的基本规律是实现农业，后工业，再服务业，三类产业循序渐进、逐渐强大，相互补充、相互扶持、相辅相成形成农业大国、工业大国和服务业大国地位和资质，既有利于自己发展、繁荣，也有利于世界进步、前行。然而，我国则是脱离这种基本规律，走了先工业、后农业、扭曲服务业的不伦不类状况。工业缺少品质和资质，世界名牌少，世界问题多，只有大，没有强。农业更是严重拖累经济发展和前行，当前的通胀问题关键在于农业不足，农产品价格压力严重，投机炒作和流通炒作加剧通胀风险，进而导致经济存在失控的可能，工业数量在减弱，优势在下降。服务业则处于盲从、简单、低级和低效状态，不仅不能有效促进工业和农业发展和壮大，相反由于服务业价格和流程则进一步恶化工业和农业的环境与条件。经济增长数量和速度是经济质量的前提，但并非是关注经济质量就是否认经济数量或速度，两者不能混谈。前者是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特色，大量积累过程的必然过渡是必须有数量或速度指标作为标志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中级阶段，经济并非是简单数量或速度推及进程，而需要与质量和效率相呼应赢得强国的地位，改变大国的单一性、简单性，甚至低级性。因为我们既虽然经济总量超跃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依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我们的经济竞争能力和水平只相当于日本1965年的状况。最明显的差异透过大地震的灾民居住环境就可以看出差距。日本的简易房屋就在住所配有浴缸、洗衣机、冰箱、彩电、烤箱等高级享受产品，我们则是屋子简陋的解决生存或生活的桌子、椅子和床铺，只是温饱标准的救助。所以市场所关注的国民幸福指数并非只是物质指标，更需要精神、文化和道德，经济数量必须与经济质量相互配套，幸福指数将是全面和有效的。

　　目前我国对经济指标的关注与调整并非是放弃经济追求的高标准，也不是简单否定经济改革的追求，而是使未来的经济更上一层楼，更有利于我国国际地位和国民百姓的受益。我国经济指标的关注并不是发生转变，而是政府希望将经济速度的关注转向经济质量的转变，全面提升我国发展品质和效率。所以年初我国两会期间温总理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未来5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目标，实现经济增长年均水平7%，实现经济总量55万亿元的目标。这两个激昂的指标十分令人鼓舞，也使人理性。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非追求过高的指标数据，7%的中性标准是以我国的具体情况和现实基础，虽然这低于我国现阶段追求的指标，但却有利于我国经济长期、结构改革和健康质量的增强；另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增长效益攀升的趋势显示我国更加注重结构和质量的保障，这与我国当前的基本经济思路——转型是吻合的，也是我国经济最大的难题和突破。透过这一数据我们看到的是我国经济未来的远景，我们未来的目标，进而对于制定规划和措施是一个基准点。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宏观调整的关键和敏感时期，这一指标的指引将会有利于稳定市场和平抑社会心态。因为我们今年的经济金融基本方针是回归常态，但是市场的理解和社会的解读是下降或收缩之类的言论，进而引起市场有点混乱、心里略有紧张，并且已经导致资金和投资状况失真，不断引起政策调整困惑和效率，逐渐形成不利于宏观调控抉择有效推进的局面。因此，面对我国非常时期和国际复杂时期的环境，我们的对策需要是以自己国情和适度节奏控制为主，绝不能追逐潮流和偏信国际舆论的诱导。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程度不足的国家，我们最需要的是适合自己和加快改变及突出效率，而非简单雷同世界和模仿世界。

　　汇改要有自身阶段

　　发展的诉求

　　简单的看，2009年我国城镇化比例达到46.59%，我们只用了30年赶上西方国家200年的进程，我们的进程太快了！这种模式和速度带来的好处与问题需要全面论证，而不能过于偏颇的关注某点好处，严重忽略不利和负面因素，延误甚至错乱我们发展进程和效率。过去10年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450%，目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是经济总量的1.8倍，而美国只有0.6倍，日本、韩国不过是1倍左右。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的数量占多，13亿人口的7.2亿农民，并非是农民进城就是城镇化的进步，农村建设为城市和农村被推进城市是两种经济结果的巨大反差，前者是经济质量的转变，后者只是经济数量的堆积。反观国外，包括我国的台湾，最有钱的是农民，农民不愿意进城，农民具有政治影响力和较强社会地位，这足以使我们思考我们改革包括转型的落脚点。我们有时有些走偏了，我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解决出了问题，观念和思路上有不足，进而在农业改革上的路径需要修正和改变。目前我国的贫富差异裂痕主要集中在城乡差别，我们应该从实效和特色角度组合和改变，而非以形式或短期对换国民角色解决如此长期和根深蒂固的我国矛盾。对比国际经验和路径，我们有些值得思考的尺度和进度把握。我国经济速度和数量转换的未来是提高质量和效率，使我国从大国走向强国。从中值得思索，我们的汇改缺少的自己特色的需要，自己阶段发展的诉求，以及自己保护对策的追求。

　　我们的金融改革过于注重形式化的国际接轨，严重忽略我国特色的精神、文化和品质的对接，进而形似神不似的面子工程使我们的经济利益和金融利润受损，并不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和长远的发展，汇率已经是一个关键因素和核心原因，直接连接价格、制度、规矩、规范和经验多角度的冲击。

　　注：本文（上）已于2012年2月27日刊发于本版

　　(作者系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郭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