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兴办金融机构民资闯关温州综改试验区

　　银监会表示，《方案》已经会签，尚需走一定程序

　　本报记者 李金玲

　　 针对当前民间资本投融资难题，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外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州的民间金融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

　　 实际上，自2011年出现民间借贷危机而引发企业老板连续“跑路”事件以来，温州市与浙江省就向国务院提交了《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对该《方案》，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两会期间表示，部门之间已经会签，还需要走一定的程序才能够出台。

　　 方案的批复，是否意味着民间金融改革真正破冰？不少温商乐观地认为，总理的表态，意味着温州金融改革方案获批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了，这将为引导温州的民间资本走向规范化、阳光化提供更多的机会。

　　 温州上下为此欣喜的同时，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却对其无情地浇了盆凉水。

　　 “这个试点做得很不够。管的方面还是太多了一些，放的地方不够，尤其是民间资本怎么兴办金融机构，特别是民间资本办银行，根本没提到。”3月16日，保育钧对《中国企业报》记者直言，“我不看好温州金融改革试点，试点没多少实际意义。”

　　 保育钧认为，试点的核心应该是放开民间资本，让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

　　重提金融改革试验区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常务副院长谢健认为，从温总理的表态中可以看出，高层已经意识到民间金融的重要性。当前，金融体制存在一定缺陷，银行体系并不完备，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在此背景下，民间金融可以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鉴于当前民间金融不合法、不规范、风险高，更需要政府加强引导，疏堵并举，将民间资本引上地面，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早在2002年，温州就被确立为全国唯一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此次是去年温州借贷危机后重提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相当于试验区第二轮改革。

　　 据了解，温州综改区方案，起初包括温州金融办提出的“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8条举措以及温州市银监局、人行温州中心支行的1项（筹办温州科技投资银行）和2项试点项目（民间资金境外直投和利率市场化）。外界当时将这套方案称为温州综改区“8+3”系列。

　　 温州金融办的8个项目包括设立民间借贷登记中心、民间资本管理中心、发展小额贷款公司、鼓励股权投资机构在温州聚集、启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组建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管中心、具体承担创新类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和检查工作等。

　　 方案起草约两个多月后，温州金融办的8个项目从方案中被剥离，并列入温州地方政府争创综改区的配套项目。

　　 两会期间，从相关官员透露的信息显示，各方对综改区初始构架的调整、具体内容、级别等问题还有所争议。

　　 “我不看好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保育钧反问，温州那么多民间资本为什么不能办金融机构呢？他表示，温州民间金融改革试点恰恰回避了这个要害。“温总理的意思是办社区类的小型金融机构，他们根本没有办成小型金融机构，没切中要害，这个实验没任何实际意义，不会有什么最新进展。”

　　 浙江金融监管机构官员称，地方政府一直在配合调整方案。

　　保育钧认为，央行和银监会是不会出台试点改革细则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金融监管机构还不承认金融是垄断的，特别是央行和银监会。”保育钧说。

　　 日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这个试验区也是针对当前的问题通过改革进行探索的一个尝试，因此他们提出的一些试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取得了共识，但是也还存在着一些难点，仍在酝酿讨论之中。”

　　保育钧认为，核心应该是放开民间资本，让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离开这个主题没有任何意义。”

　　 知名财经评论员余丰慧也认为，不妨对民间资金庞大的温州放开兴办银行限制，温州率先开始试点民间资本兴办银行。

　　 其实，温州从来都不缺乏对金融改革的热情。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温州就以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为借口要求中央放松民间借贷，给予浙江特别是温州以特殊金融政策。

　　 从2009年末开始，国家允许浙江特别是温州成立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以解决温州中小企业的融资难、担保难的问题。

　　 随即，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但是，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担保难问题并没得到显著缓解。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大部分从事高利贷生意，甚至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最终结果是高利贷资金链条断裂引发的老板跑路、高利贷债权人跳楼等现象。

　　 余丰慧撰文指出，出现这些问题，被归咎于民间金融没有放开。

　　 余丰慧认为，作为民营经济最为发达和民间借贷最为“泛滥”的温州，率先进行民间金融综合试点是理所当然和在情理之中的。

　　放开民间资本不可怕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在浙江省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上说，“要管理民间借贷，就必须开前门、堵后门、杀邪门。”

　　“开前门”就是大力发展小型金融机构，引导民间借贷“从地下走上来”。毛光烈说，“我国大银行多、小银行少，特别为小微企业服务的社区银行和村镇银行太少，所以要让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来组建社区银行和商业银行。”

　　“堵后门就是截断非法集资，杀邪门就是打击高利贷、洗钱、武力逼债等违法行为。祛邪才能扶正，才能保障守法经营、合法经营的小型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只有这样地方金融改革才能走出健康发展的路子。”

　　监管机构对民间资本办银行一直有担忧。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的微博(http://weibo.com)中曾这样写道，“不少人总喜欢戴有色眼镜看待民间资本，认为他们不懂金融。其实我们不妨给民间资本点机会、让他们办几家银行，看看他们会不会比国有资本办得更差。”

　　 郭田勇的观点是，放开民间金融并不可怕。需要克服这样一种惯性思维，即一旦放开民间金融业，开银行的私人老板就会乱集资或携款潜逃，将风险留给政府。其实中国历史上有非常好的守信用传统，山西票号和浙江钱庄完全是民间金融，信用极佳。“为什么金融对内放开就不能相信私人资本、民间资本？”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曾举例说，现在民营企业想买国有大银行的股票，可以通过二级市场买，也可以通过增发或定向增发进入。中小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在改制中大量引入了民间资本。

　　 对此，余丰慧反驳：这些都不是金融业真正向民间资本放开。

　　 “我们所讲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领域，目的在于通过创立无数民间民营金融机构来支持民营经济包括小微企业的发展，根本目的在于支持经济发展上。而不是民间资本为了进入银行而进入。”余丰慧认为。

　　 比如：民营企业想买国有大银行的股票，通过二级市场买，也可以通过增发或定向增发进入等，仅仅是民间资本持股后赚取股差和分红，而民间资金通过购买国有大银行股票后资金又进入了国有大银行的“腰包”，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

　　 “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目的在于发挥民间资本支持经济多层次发展的作用，而不是为进入而进入。”余丰慧表示。

　　民资进入仍步履艰难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大学副校长苏蓉两会时建议应加快改革，切实降低民间资本进入国有资本垄断行业的壁垒。

　　 国务院先后两次颁布《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新旧36条），但行业壁垒和身份歧视依然存在，民间资本遭遇“玻璃门”、“弹簧门”现象比较突出，进入国有垄断行业仍步履维艰。

　　 对于民间资本兴办银行，余丰慧建议，首先，允许民间资本兴办商业银行应该有所突破。只要严格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要求就可以设立商业银行，比如资本金的要求：设立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十亿元人民币。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一亿元人民币，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五千万元人民币。

　　 同时，按照《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300万元人民币；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在具备高管人员等其他条件后，就应该允许任何形式的民间资本设立商业银行。监管上严格按照银行业各项监管要求进行监管，比如：存贷比例、资本金充足率、各类风险指标、存款准备金率、高管任职资格等要求。

　　 余丰慧还指出，温州的民间金融综合试点一开始就要纳入到央行和银监会正规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领域之内。切实防止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温州进行民间金融综合试点，导致大量社会游资进入到投机炒作领域，进入到虚拟经济领域；二是防止“试点”导致民间金融全面高利贷化，最终酿成民间金融风险甚至引发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