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如何突围

　　 如何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呢？关键是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即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型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这是亚当·斯密、哈耶克等自由市场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也可以从中国古代圣哲的国学智慧中找到思想源泉。如，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言，“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是很值得今天借鉴的政府治理哲学。

　　 从微观的产业发展趋势看，中国要进一步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有针对性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是从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这两个角度快速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和竞争力的一个有效途径。现代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创新的外部效应以及市场分工网络功能发挥作用，导致了经济产生规模报酬递增式增长，而外部效应的主要创造、传导、扩散部门正是由生产性服务部门承担的。

　　 首先，从社会分工和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看，随着制造业市场范围的扩大，更加专业化和充分竞争的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存在，有利于降低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效率。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思想，在今天依然闪烁着智慧光芒。

　　 其次，从价值链上下游构成来看，上游的研发、产品设计和下游的物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可以在原有的中间生产制造环节融入更多的技术和知识要素，提高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集约化程度，促进制造业实现向价值链上下游的延伸，壮大高端和先进制造业规模。

　　 再次，从资本构成和投入产出来看，生产性服务中集聚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智识资本和技术资本，其对于制造业的投入将使得制造业的产出中包含更多的差异化、难以模仿从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独特要素，是制造业创新和获得新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国际经济学界一些最新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对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对于中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迈进，以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当然，中国制造业要实现由大到强、由低端到高端转变，关键的关键还是要靠市场的作用，靠企业家的作用。只有让民营经济充分发展，让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充分竞争，才能让企业家精神真正发挥作用。苹果公司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已经不是仅仅满足市场需求，而是去改变消费者偏好创造市场需求，这就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力量，也是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充分培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