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短信成为盈利来源，企业社会责任与盈利创收的现实抉择

作者: ■姜益兵

　　在今年的3·15晚会上，垃圾短信又再一次“榜上有名”；根据2011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的报道：日前，广州的杨先生因不堪忍受短信电话骚扰和个人信息泄露，一纸诉状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推上法庭。在法庭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被告方律师解释称，接到传票后，电信公司已经将原告列入一份“红名单”，通知全体代理商不得再向原告发送广告短信。按照被告方律师的说法，“红名单基本都是省领导、市领导等级别的人”。进入红名单后，运营商便会通知全体代理商不得向其发送短信骚扰。其实，关于通信行业垃圾短信的曝光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早在2008年央视的3·15晚会，垃圾短信就成为了揭露的对象。据报道：分众无线传媒技术有限公司（分众传媒子公司）掌握了中国5亿多手机用户中一半的手机用户信息。其中仅郑州分众无线传媒技术有限公司的短信日发送量就达2亿条。2009年央视的3·15晚会，移动公司成为了垃圾短信的揭露对象，当时对山东移动公司以盈利为目的、大量发送商业广告的行为进行了曝光。

　　尽管每年都对移动、电信等通信巨头的垃圾短信进行曝光，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垃圾短信还是满天飞，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且手机用户经常受到骚扰。随着经济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通信工具，然而手机功能与款式的日新月异却无法阻止垃圾短信的盛行。其实，在电信、移动等通信巨头把垃圾短信作为盈利来源的背后，折射出这些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不深刻，完全将企业社会责任抛诸脑后，而将企业利润最大化作为了经营管理的最高理念。

　　企业社会责任是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与焦点。我们知道，在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理论中，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其基本的职责和目标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其股东创造最大的利润，即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唯一目标。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由西方发达国家起始并迅速波及全球。1997年，美国经济优先权委员会（CEPA）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了SA8000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这是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标准，任何企业或组织都可以向消费者、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展示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和承诺，这也标志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进入到规范化、标准化阶段。企业的社会责任超越了以往企业只对股东负责的范畴，强调对包括债权人、员工、消费者、社区、客户、政府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这是一种关注企业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实现其与股东利益平衡的理念。

　　当然，企业社会责任与盈利创收如何实现统一是目前学术界也是管理界的难题。企业发挥与体现社会责任毫无疑问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企业股东的利益。事实上，现代社会中的企业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却不能回避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的影响，企业完全有可能同时实现这些目标。从某种程度上讲，企业兼顾社会责任的举措，就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特定条件下二者会发生矛盾，但在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股东利益与社会责任在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

　　从目前的实践现状来看，如何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盈利创收的统一将是企业今后发展的重点。首先，承担社会责任符合公众对企业的期望，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公众形象，赢得社会广大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认同，并最终给企业带来长期的、潜在的利益。企业社会责任的松懈，可能一时增加利润，但往往得不偿失，或名誉扫地，或因惩罚性措施而倒闭，无法实现企业的存续。其次，随着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财务指标已经不是衡量企业状况和未来的唯一指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通过信息披露机制，向社会传达相关信息：如企业的债务情况、企业内员工权益的保护状况、商品质量及消费者投诉状况、环境污染状况、社区关系状况等等。这样的社会公开机制之所以能够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就在于它能惩恶扬善，驱邪扶正，唤醒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高度的道德伦理准则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它会在日常运作和长期合作中为企业赢得信誉。企业能够切实感受到自觉分担社会责任的好处，各项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政策制度，才能找到恰当的传导机制。最后，通过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治理结构，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治理结构决定了企业的运营方式，企业漠视社会责任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规范的企业治理结构导致的管理层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不愿意为企业长期发展和竞争力支付社会成本。规范企业治理结构，是保证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换取长远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有了良好的企业治理结构，企业就能够很好地克服短期行为、违法行为，投资人的权益就能够得到保障，市场环境就能够得到保障、优化，职工、消费者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