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发达经济体仍举足轻重 中国依赖其带动

　　

　　

　　专家对话环节现场 中国经济网记者李晶晶/摄

　　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23日讯 “2012中国外贸形势报告会”于今日在京举行。商务部研究院中贸研究部副主任李健在专家对话环节中表示，发达国家的转换和调整也应该是逐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发达经济体目前还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比重的，尤其是美国，仍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中国很大程度上还需依赖于发达市场的带动。 >>点击进入专题

　　李健同时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出口产品现在就是调结构也不可能指望像亚洲四小龙一样很快到中高端。所以中国的出口结构还有比较长的分布，既有高端的也有中低端的，既有面向发达市场的也有面向发展中市场的，所以还是两个市场兼顾，要进一步提升我们在发达市场中的地位，要占领中高档市场。要深度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现在开拓得还不够，需继续努力。

　　王受文:出口退税对外贸出口影响较大 应保持稳定

　　 以下为文字实录：

　　霍建国：我们今天上午已经对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以及外贸的发展转型做了一些探讨，包括下午探讨的外贸方面的一些转型和保增长的内容我觉得都非常好，而且特点就是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就像有一些题目是相同的，但是会发现从不同的角度谈出了一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这一组就想要对当前的形势大致做一个判断。因为虽然说今年很困难，外部环境现在还可以有一点好转，中国的困难是能维持10%，总理已经讲了，有的学者认为还会更高，有可能会到15%，这是不是有可能？还有就是第二个议题政策稳定，就叫稳政策。怎么个稳法？人民币汇率动不动，加工贸易会不会还会涉及到一些变化，我觉得稳政策至少涉及到这三点。

　　第三个问题我们会探讨目前的结构问题。那么结构一个是产品结构，一个是市场结构，包括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比例，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份额问题。因为这里面在发展理念上大家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第四个问题我想我们会探讨一下中长期的问题。也就是说经济转型外贸转型升级的路径到底在哪儿，是不是这是我们今天涉及到的两个优化，外部市场、内部市场结构的调整还有三个平台的建设，是不是作为“十二五”转型的主要内容还有没有涉及到其他的内容。

　　我们先请王受文司长作为全国外贸的主管司长，您先谈一下当前外贸形势，看看2、3月份是不是有变化？前低后高大概落差有多大？

　　王受文：外贸形势我觉得今年应该对实现10%的增长还是有把握的。刚刚我们也听了李健研究员对前两个月的分析。我觉得前三个月还不足以看全年的数，我给大家提供一个经验的分析方法。一般来说中国外贸4、5、6月份是接单的高峰期，大量的外贸订单4、5、6三个月在接。出货8、9、10三个月，甚至是7月份四个月是出货的高峰季节，所以4、5、6月大家对PMI的出口订单指数有高度的关注。如果这4个月出口比较快全年基本上没有问题。所以现在从国际方面来看美国经济应该说出现了比较好的迹象，企稳了。欧洲经济在衰退的边缘，虽然比两三个月之前要好，但仍然是在衰退的边缘。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增速减缓通货膨胀压力大的局面，但整体来说需求不是特别地差。但是我们中国国内的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是我们必须要高度关注的。所以我觉得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得很明确，要稳定外贸增长和政策，如果政策要出台必须要鼓励外贸政策而不是限制性的。所以我对全年实现10%的增长目标是非常有信心的。

　　霍建国：结论是外部环境还可以。

　　裴长洪：一般来讲做经济预测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国际组织经常做经济预测，没有说一次可以预测得准的，如果把趋势预测对了，这就是对了。温总理讲今年进出口贸易增长10%，如果对比2011年，第二年趋势是下降的。那么10%的一个指标肯定是征求过或者说听从过商务部的意见，那么这个指标应该说是谨慎的，刚才受文司长讲的都是经验之谈。我相信实际数字要比这个要高。我今年在这里冒出一句，今年的出口有可能是12%这样一个水平，进口的14%、15%略高2、3个百分点，比商务部的预测略为乐观一些。但对比去年来讲也还是下滑的。所以这样说是不是有依据呢？受文司长的经验我是深有同感的。一般来讲一季度都不好，去年一季度也同样不好，不单单有节日的原因，一季度就是很清淡这就是经验之谈。到下半年说就比较有把握。我相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跟以往相比讲稳定出口增长是用了一段话。过去讲出口一般都是讲得比较抽象，讲的比较原则。今年讲得比较具体。我相信对于稳定出口增长的政策会有一些实际的措施。例如扩大出口信用保险的风险，例如出口退税的力度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实际的政策措施在支撑。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霍建国：好，已经又提高了一点。我们听一下李健的判断，你还有没有新的判断了？

　　李健：王司长和裴所长都是权威，确实他们讲的都是比较权威的说法当然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近期的伊朗问题，朝鲜半岛的问题，这些因素一般的情况下是有所控制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热点地区问题。可能比较稳妥的说法是在不发生什么大的意外动乱和变动的情况下，不发生雷曼兄弟突然倒闭的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会保持持续稳定的复苏，我们的外贸会增长10%、12%，甚至于更积极一点15%都是有可能的。

　　霍建国：我们口行的吴钢，接触的业务也比较多，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吴钢：从进出口行的感觉来说，因为我们也接触了企业，现在金融危机来讲，特别是外需这一块有很多的支持。因为受外部的需求、市场的影响、经济投资需求各个方面确实是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感觉上还是会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所以现在是要未雨绸缪。一方面要从我们进出口银行来说更好的支持企业、扩大出口。另一方面更多是把结构调整好，增强增长的后劲，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样才可以在这一轮的国际金融危机带来洗牌中抢占优势。

　　霍建国：第二个问题是人民币汇率总体趋势仍然还有升值的压力，但是短期内处于一种上下波动，我觉得基本趋势倒也还好，我们也很难判断出来升多少。关键是要看整个市场环境和外贸的变化、逆差变化以及美国施加的各方面的政策，因为它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出口退税我觉得很多企业关心出口退税会觉得出口退税哪怕不调税能不能快一点，或者说把出口退税不要动固定在那，说了这么多年的出口退税仍然是未知数。

　　这不是商务部的事，可是今年税总的人没有来，可以介绍一下吗？

　　王受文：出口退税对外贸出口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希望出口退税保持稳定。对企业来说应该说今年还是应该有比较好的消息。比如说大家可能注意到去年12月1日国家颁布了一个政策，就是对出口退税的核销进行了改变。有7个省市外贸不需要对企业进行逐笔的核销。这意味着出口退税要凭两个单证，一个是外汇核销单，一个是出口退税，纳税人的证明，当然还有海关的报关。你要等出口核销单的过程是比较长的，去年12月1日进行的改革，这样报关了以后有纳税的增值税发票就可以实现退税了，这对加快出口退税的进度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这个政策今年能够在全国实施，肯定是有助于加快企业的出口退税的速度。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广大外贸企业能够认真地实行有关税务管理方面的改革和措施，我们各个部门都会进一步加大对这样企业的支持力度。所以我们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同时也希望企业能够珍惜这样的政策的完善，用好这样的政策。

　　霍建国：信贷恐怕也是压力比较大的吧？我们实际上一直是支持口行，希望口行除了在海外做援外的买卖信贷之外，做支持海外投资的买方、卖方信贷能不能在国内研究介入到外贸企业支持信贷方面？

　　吴钢：其实霍所长提的问题进出口银行这几年一直在做。因为本身进出口银行成立的时候是1994年支持机电产品的设备船舶之类的，后来又支持境外承包工程和投资等方面的高新技术产品。现在进出口银行已经06年开始在商务部王司长的支持下开展了进口信贷。实际上在那会已经进行了调整。所谓进口信贷当中又包括了两个方面，一种是优惠利率的系统信贷一种是商业利率的系统信贷。优惠利率主要是支持重大技术装备、高新技术的引进还有一些资源性重要的战略资源的进口。商业利率也在做，这样作为进口来讲，出口企业很多东西都要引进，要提升自己的出口产品的档次、质量、技术含量，包括引进一定的设备、技术都可以利用这一块。再一个就是在进出口银行这些年也打破了原来只是支持在贸易环节，进口和出口的环节提供融资，打破了这个框框，现在对于一些出口的园区，比如说商务部重点推的外贸出口转型升级基地，加工园区等等我们都可以提供园区建设的固定资产贷款。对于出口企业也可以提供固定资产贷款帮助企业转型升级，提高技术含量，提高研发能力。那么在产品的生产环节是这样的，在物流的环节也可以支持怎么样促进外贸出口的物流的便利化的方面，对设施、仓储、交易平台等方面也可以提供融资的支持。我们还可以支持外贸企业之间的并购，通过并购整合特别是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东部向西部结合，我们也都有成功的案例。

　　霍建国：我们发现在信贷问题上暴露得比较严重，在政策建议里面有一个很重的一环，也就是说现在是政策性的银行，所以不可以在社会上吸收存款，但至少资本金国家要加大投入。现在注入了2000多亿，现在如果再注入1000多亿就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外贸企业，我们帮你们推。

　　我觉得我想请裴所长谈一下加工贸易，我们看到的数字这几年在下降，如果今年再下降一点就是34%，到底什么样的比例比较合适？我想理论上探讨一下，大家心里有数。另一个就是现在保增长，前一段时间加工贸易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特别是淘汰两高一资？

　　裴长洪：加工贸易在总体的贸易规模中比重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沿海发达地区一方面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因为加工贸易主要是运用了劳动要素的优势。另一方面是沿海地区资源能源以及环境承载的能力是越来越脆弱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加工贸易在沿海地区逐步在比重方面有下降的趋势，导致了加工贸易在整体的贸易规模中比重是趋于下降的。未来一直下降下去也很难说，要取决于产业转移的情况。现在是沿海东部地区、沿海发达地区的一部分加工贸易向内部转移，转移的情况比较好。比如说上个月我跟霍院长到河南，河南讨论中部对外经济如何进行，实际上就是把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引进到他们那里去，模式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改变，但还是可以利用河南省劳动力要素的优势。因此去年的出口就达到了100亿美元，一个企业100亿美元，今年要达到300亿美元，河南省的贸易增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就中西部来讲肯定是劳动要素禀赋优势的弱化比沿海要轻得多，继续利用劳动要素禀赋优势的时间段肯定要比沿海东部地区要长。同时资源也好、土地要素也好承载能力也同样要比东部地区高一些。因此如果说这种产业转移能够比较顺利，即便是在国家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大环境下，因为限制肯定是要限制的，就全国来讲都有一个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问题，只不过是中西部比东部要好一些，要宽松一些。即便在这样大的政策关系下，加工贸易在中部、西部仍然有生存发展的空间。特别是现在高铁已经通了很多，从沿海的口岸到内地通了高铁主要是载客，其他的铁路运输就可以腾出来用作货运。武广高铁继续向北京延伸就使得河南等地方的口岸大大地便利化了。因此内地的运输成本跟沿海地区比就不会像以前显得那么地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在缩小。所以我个人看，主要取决于我们产业转移，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向内地中西部转移的速度和贸易便利化在沿海地区的发展。如果说这方面的工作跟得上，加工贸易的比重未必会一直萎缩下去。这样一种贸易方式是全世界都通用的。但问题是中国的加工贸易实际上是被赋予了另外一个含义。因为我们讲到加工贸易首先觉得它很低级，这个看法是不对的，从国际贸易学的角度来讲，只要是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的都叫加工贸易。为什么中国的加工贸易有特殊性呢，因为中国的加工贸易附加了一个海关保税的特殊监管方式，因为过去穷国内也没有办法消费产品都要出口，而且国内没有配套能力，所以原材料、零部件都要进口，所以是一种保税方式的加工贸易。但这种政策现在虽然仍在沿用，我相信会逐步地弱化，现在已经允许将贸易产品转内销，这些方式不断地改变和改革，加工贸易会回归到原来意义的加工贸易。只要是产业内贸易和加工内贸易都叫加工贸易。而且我相信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很小，就在欧元区内部，它的贸易恐怕56%、76%都是加工贸易，因为它的分工更细。我们现在的加工由于海关的特殊监管使得我们的加工贸易有了另外一种优惠政策的含义。实际上这种优惠政策正在逐步地弱化，而不是说这种贸易方式不好，因此我相信随着中部地区的发展，加工贸易本身会延伸到那里，加工贸易本身是有生命的。

　　霍建国：等于把我们对加工贸易做了一个全面、定性的分析，而且也对我们正确认识加工贸易有了认识。我觉得目前有一种争论，部里也提出来两个市场，特别是要重点在一部分新兴工业国市场加大力度，但我们也同样面临一个问题，欧美市场在缩小，我们去年减少了不到1个点，欧盟减少了一个点，美国是不到1个点，日本是零点几个点。这种趋势是不是很令人担忧。还有，我们最终也是要转型升级，也要走上中高端的，这个中高端是不是要在欧美市场上跟人家碰撞？还是我们掉头转向新兴市场，新兴市场这些产品就可以在新兴市场大幅度地增长。

　　李健：我觉得霍院长讲的大的趋势这是大家都有共识的，因为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的比重在最近20年是在逐步提高的，它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要快。所以今后我们要大力地开拓新兴市场，而且我们国内的很多企业近几年也同开拓新兴市场中尝到了甜头，找到了新的增长点。我们的很多产品在新兴市场还是有需求受到欢迎的，尤其是在非洲和拉美地区。但另外一方面刚才也有嘉宾讲到了，发达国家的转换和调整也应该是逐步的、不能一蹴而就的。发达经济体目前还是整个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比重的，尤其是美国还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尽管这几年领头领得不大好的，中国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发达市场的带动的。尤其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出口产品现在就是调结构也不可能指望像亚洲四小龙一样很快到中高端。我们沿海地区肯定是向中高端发展，但中西部地区还有一部分中低端的包括加工贸易，还是有竞争力的。所以我们的出口结构还是有比较长的分布，既有高端的也有中低端的，既有面向发达市场的也有面向发展中市场的，所以还是两个市场要兼顾，发达市场要进一步提升我们在市场中的地位，要占领中高档市场。发展中国家要深度开拓，现在我们开拓得还不够。

　　霍建国：现在我们全球的份额王司长说是接近11%，历史上德国高达19%，美国也高过12%，但我们现在是高于美国和德国。所以这个市场的余地如果转向新兴市场，这种矛盾已经开始碰撞了，不知道应该如何把握呢？

　　王受文：去年我们从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美国进口增长15%左右，但是中国的进口增长24%左右，所以我们在美国进口市场上的份额是在增长的。但是霍院长说的非常对，对若干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在美国市场的份额是在下降的，即便是下降的但我们的绝对额还是在增长的，只是我们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速度不如其他发展中国家对美国出口密集型产品的增长速度。欧盟的情况去年整体的进口市场份额是下降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欧盟进口石油这些原材料产品的增长比较快，大家知道去年原材料涨价也很厉害，中国产品出口到欧盟也是增长的，但欧盟还是大量地进口一些能源产品和矿产品，这些产品导致我们在欧美的整体增长的份额是下降的。

　　就整体而言，刚才在我的发言中已经讲到了，中国在全球贸易的份额中我们认为还是有增长的可能的。但是在发达国家市场份额不一定能增长得那么多，但是我们对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出口的市场份额会进一步增长。这一块也是和我们整个国际贸易的贸易流发生变化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出口鞋，以前外资企业也好、本土企业也好，在中国大陆市场的鞋直接向美国出口，直接向欧盟出口，这样我们对美国对欧盟的出口占进口的份额当然是非常高的，但现在的贸易流发生了变化。我们向东南亚、向越南、向柬埔寨、向印尼出口一些鞋的半成品，比如说鞋帮，鞋带，出口到越南，越南组装加工再向美国欧盟出口。所以大家这个贸易发生的变化就可以知道我们对美国和欧盟的鞋出口绝对数量在减少，但是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鞋的半成品在增长，我们的贸易还是在增长。所以这也可以看到全球贸易流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服装很多美国的订单我们有，但是我们订单弄不下来，因为劳动力成本比较高，没有工厂愿意做这个事，但是我们的面料很厉害，我们就把做羽绒服的面料等等出口到东南亚，用当地的服装厂，越南一个月工人的工资只有100美元，我们有300美元，所以我觉得中国外贸未来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还是有相当时间内是保持竞争优势的。关于其他的新兴产业竞争力更有优势，可能霍院长等一会儿会讨论那个问题。我对中国的份额进一步增长还是有信心的。

　　霍建国： 我发现王司长对业务非常地熟悉，从王司长所讲的也可以引申出一点，未来的货物贸易本身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长的速度不会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和它配套的投资和产业内的贸易比例有可能上升。这有可能和中国将来走出去、全球配置资源是有关的。我们专门讨论了一下这个话题，裴所长我想听一下全球份额，有一次我记得你说过现在还不算高。

　　裴长洪：我在多次会议上讲过关于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我个人认为中国货物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与我们在世界人口的份额是大体上相近的，我们的人口比重大约是19%点多，我们的出口也需要占这样的份额，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应该是20%左右这应当成为我们的战略目标。

　　霍建国：大概在什么年份呢？

　　裴长洪：2012年我预计我们是占11%左右，因为2011年出口全世界是16万亿多，我预计到了“十二五”末期能占15%，到“十三五”的末期大概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国家对外贸的政策比较稳定的话，应该用10年或者是8年的时间大概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主张用更快速、更短的时间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因为只有到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才能够有更多的精力、花下更大的努力去做提高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说没有数量，没有数量是不对的，没有数量就没有话语权，按照人均规模来讲还是很低的。尽管我们现在出口1万几千亿美元的商品，好像总量来说是很大的，这跟GDP一样人均一除就没有了，是一回事。所以只讲质量不讲数量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讲质量要建立在讲数量的基础上。我记得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那时候毛泽东说了一句话说蒋介石看得起我不就是因为我们共产党有几十万条破枪吗？这就是一个数量的概念。假如说那时候共产党没有几十万条破枪，倒是有两个机械化的步兵师，有1、2万人的高质量的装备师，蒋介石不会很看得起你。90万条步枪他还是害怕的。中国这样的国家不能单纯地讲质量，还要讲数量，你是一个大国，没有数量就没有话语权。外国人很害怕你不就是因为你块头大吗？讲质量我们比得上卢森堡吗？卢森堡在国际上有什么话语权？它的质量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讲质量是要在讲数量的基础上才能讲的，所以我们的贸易规模应该是这么大的。同时，我们要把这个比重看作是我们的潜在的外需，不要是没有。你这么多人怎么就占不到这个份额？那是你无能，不是没有。

　　霍建国：我赞同。因为我觉得欧美市场我们也不能退缩，应该坚决巩固欧美市场，而且中高端市场上，在欧美市场还是竞争激烈的，这样质量和数量要结合发展。下面联系到转方式了，我觉得讨论了半天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有很多人在担心说中国的发展，07年的压力很大，发改委不断地调整加工贸易政策，降低出口退税已经逼得转方式了，因为人民币汇率从05年开始上升。其实讨论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有过另一个观点，就是说是不是缓一缓不要太急，结果金融危机来了后来政策就放水了，有人说那次转方式没有转过去。等于说那两年又出了一个转方式的苗头。出口售价这两三年上升至少有10%。结构还是在优化，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充分肯定这几年的成绩的，但是今年又遇上了增长的难关，很多人担心我们这么一稳增长、一支持会不会转方式又有一点松懈了。受文司长讲了策略，讲了两个市场的优化，外部市场如何布局，内部梯度转移如何推进，包括你考虑的三个平台建设，基地、交易平台、海外网络平台，我觉得这个非常地重要。我是想听一听转方式中的核心内容，是不是这三个是一个主要的思路，还有没有像转观念、管理的方式方法会不会涉及到一些？

　　王受文：我们讲外贸领域内的转方式实际上根本是要取决于在生产领域内的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我国最近所取得的非常显著的成绩。大家可以看，结构调整主要指的是什么？刚才提到的品牌怎么样，创新的产品怎么样。如果有很多的新产品，Apple今天来一个iPhone4s，明天有一个iPad3就出来了。新产品的品牌创新很多。我们国家怎么样，讲到外贸领域我们做得不够好，但是我们已经在积累这方面生产领域内的基础。去年我国研究与开发的费用占GDP的比重1.83%，这是我们国家正在积蓄的力量。

　　第二是我们的上市公司，今天深圳加上海有2000多家公司，而且我们在美国、香港、伦敦都有上市公司，它的研发能力比较强，品牌价值、宣传的渠道也比较多。整体对市场的影响也会比较大。这种基础一定会在外贸领域内得到反映。一个品牌市场，我觉得一个品牌有没有品牌和这个国家的形象和实力是有关系的。一个很小、很强的国家怎么会有品牌呢？但是中国现在我们的声誉在增长，奥运会、世博会这些都给中国的国家形象带来了好处，同时我们的行业很厉害，为什么一说华为，华为中兴是中国知名的企业，包括白色家电方面出了一批企业，行业很厉害，比如说日本的汽车不是丰田一家，还有本田、有三菱等一大批，美国也是这样的。韩国也是如此，所以是行业厉害，中国的行业慢慢也很厉害，行业会有一批领头的企业，还有企业自身厉害不厉害，我们有这么多的上市公司，企业本身就厉害，企业厉害、行业厉害、国家的形象厉害，我们在品牌方面一定会有好的成绩。

　　刚才说了创新再说了品牌。我们要调整结构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我们不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到广交会上哪怕是自己做箱包的，设计好了一个包，找了外国的设计师对接，花了钱设计的就是一个包，到了广交会上，如果这个包被东南沿海的某个省、某个市借走了，我还有设计师来设计吗？不会的。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我们外企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外贸领域内可以做一些事，这块商务部在做的事包括钟部长讲的三项建设，第一个是外贸转型基地的建设，来发挥一个商务集群的优势，一提到中国羊毛衫就说中国最厉害，某个市场最厉害。第二个就是专业市场。第三个是国际营销渠道，我们的企业要走出去，今天已经有这样的实力了，我们可以走出去。但是我们的模式和别的发达国家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模式比如说美国在中国都是一些大企业为主的。我们中国相当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模式要走出去要有自己的模式，比如说国内的商业企业发展得很快，未来可能到国外去办超市，如果去国外办超市就会采购来自中国的消费者。实际上我们在鼓励到海外建立营销渠道也是要通过渠道来把中国的产品带出去，把中国的品牌建设做好。

　　霍建国：我觉得确实他的考虑是比较超前的，是指有一批竞争能力的品牌这种出口。我觉得第二个交易平台和网络也是现在提得比较多的。这就是三个路径。整个转方式还有很多的观念，生产会最终决定这一切，因为贸易是消费流通环节的，按马克思的理论是生产决定消费。但是现在对生产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比如说乔布斯就可以不断地把中国人引向iPhone3、4。李健有什么看法？

　　李健：我觉得除了要提高综合竞争优势，这是十七大和“十二五”规划中明确的之外，还有一个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就是中国考虑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要避开中国的比较劣势。什么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大家讲的比较多。什么是比较劣势？就是现在看13亿人口的大国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现在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水资源是我们的劣势。土地资源是我们的劣势，我们的能源矿产有很多也是我们的劣势。另外就是我们总体上来说虽然劳动力比较充裕，但是我们的教育、研发水平这方面的投入不够高，整体上还不能适应我们转方式的要求。有一些产业我们要积极发展比较优势，有一些产业我们没有比较优势，我们要承认，要通过进出口平衡。因为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我们今后几年在进口方面要超过美国。13亿人口要提高水准有很多的需求是国内无法满足的，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开发，通过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外通过进出口平衡改善我们贸易平衡。我们自己发展了，我们也要使我们的贸易伙伴、带着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的调整，带动贸易伙伴发展。中国今后有可能会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军者，你要把蛋糕做大，也提高了自己的生活福利，同时也改善了贸易环境，缓解了贸易摩擦，不仅是我们的数量增长了，我们的块头做大了，而且老百姓能够真正从进出口贸易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福利、实惠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霍建国：裴所长您高度概括一下体制机制上的障碍？

　　裴长洪：体制机制的障碍恐怕是随处可见，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说大了大家不一定很理解，从一些最具体的出口退税，比如说出口退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对稳定出口增长是有很大的意义。真正落实是在税务部门，税务部门不能说不努力，但也有很多具体的难处。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出口企业多，当然退税就多，但这些企业未必是在你这里交的增值税，可能增值税是在别的地方交的，但退税要到你这个地方来退。在这个地方税务部门的领导就很不乐意了，这个事情换成谁谁都不乐意。我这个地方给人退税，税不是交在我这儿，我要退税，最后上级一考核我的任务完不成，他就不乐意了。因此就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很多年，当然还有出口骗税是另外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在国家财政的总量上花钱花得不少，每年都要花7、8千亿，占国家财政的比重还是比较重的。我做过研究我个人认为出口退税的钱实际上已经开支已经超过了应该负担的合理水平。但落实下来有很多的出口企业没有拿到。一方面国家钱花了，但有一些钱我没拿够，出口退税的效率在这样一个操作的链条中损耗很大。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是说一句话的事情而是非常地复杂。仅仅就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有无比地复杂，这就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其他的更不用说了，包括金融如何支持，最简单的是贸易融资。现在贸易融资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大问题，包括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是不是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需求。因为像中国的产品多数的制成品相当程度上是刚性需求。好像方便面危机的时候卖100箱，经济繁荣时期也就是卖100箱。很简单是因为银行没有钱了，银行没有钱提供给进口商去买货。因为它的进口商也要银行支持。因此贸易融资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所以导致了一个现象是，国外没有订单，没有订单不是说没有人买是因为中间商没有金融服务和金融支持。现在我们也一样，无论是进口商出口商都面临这个问题。出口生产企业都是小微企业，更不要说走出去就更加地困难了，所以金融服务又是一个问题。

　　第三是出口信用保险。本来是保证出口受惠，但是中信保也提高了，那怎么办呢？要解决这些问题大而化之怎么样解决体制问题，说得都很大，但落实下来无比地难。就我说的三件事，包括出口退税已经是很多年了，但这个问题要解决我认为还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使出口退税一方面做到足额退税，还要尽快地做到让企业拿到税。同时还要使我们的出口退税的合理规模和企业拿到的出口退税应该是基本上相似的，不会出现国家钱花了企业没拿到钱。

　　霍建国：这回到了早上姚景源说的结论，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这次人大已经提到了众多的改革内容，人大税率体制改革已经提了很多，地方已经承担了25%，要负地方退的25%，其实都走了之后，地方全部退，本来也是减轻了地方的负担，也是对外贸的支持，包括谈的比较多的银行市场化，大银行不负责小企业的贷款，现在核定的工信部的支持小企业的资金，最起码利润是有限的。现在如何解决，如果是市场化走快。包括增值税、所得税其他的政策都已经无法松动的情况下，再走货币政策和拉动投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能不能用一点税收政策适当地考虑一点。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话题就到这儿，我们想留一点时间给各位企业、媒体和关心外贸发展的一些朋友们留一点点时间提几个问题。

　　提问：请教一个问题，这几年来低碳经济的做法或者是理论和实践越来越被大家所重视、被各国所重视。我请教各位领导和专家的问题是，世界低碳经济的规则对我国的外贸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对我们加工贸易？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刚才有领导说过，我们现在的代工企业很多，由代工创立自由品牌？

　　王受文：低碳是国际上越来越重视的领域。有一些国家他们已经开始实施低碳的标签，标签是多少。有碳足迹，碳含量在这方面设立了一些指标。这些指标是有利于引导消费。也就是说社会上消费者有一些先进的人士。大家以前听说过SA8000就是社会责任，为什么一些大的企业包括苹果这样的企业说我的产品没有童工生产的，消费者说这个企业信得过，他们履行了社会责任，所以买他们的东西。现在碳排放、碳足迹、碳标签、碳含量也是有利于先进的消费者有觉醒意识来购买了这些消费品。但是法律层面上还没有成为一个强制的东西。对我们国家的出口企业来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同样是茶杯、瓷器，我怎么节能，我怎么排放、怎么低，如果能够有这样的碳标记显示出来。我的碳排放很少，如果能做到这样，无疑有助于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所以我们一个方面是在跟踪国际上的消费趋势，国际上法律的发展，大多数国家是没有实施这个东西的，我们来跟踪发展。第二我们也举办一些培训，让中国的企业也逐渐地认识到国际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些法规和技术标准以及对我们的影响。

　　裴长洪：都是比较超前的概念就是低碳贸易和将来中国应对低碳贸易保护主义的局面。你问了代工如何创品牌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确实是品牌很少，我们确实要努力地创，这是没有错的。但同时创品牌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创的，无论如何在企业当中始终会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仍然是做代工的。这样好不好？也未必不好。也不要把代工的企业都看作是低。打一个比方俗话说人靠衣服马靠鞍，这个有道理，但也不尽然对。这个西服穿在我身上，可能花7、8千元，可是人家就觉得这个只值700、800块钱，但如果穿在李嘉诚的身上人家就猜是2万块钱。如果你的生产技术工艺非常好，我既可以给你做代工，也可以给别人做代工，代工企业可以炒品牌商，问题是你没有发展到你的代工技术是最好、最高。我最好、最高能抬你，这个品牌靠我来生产，我能抬你。如果做到这一步可以炒掉他，不给你做给别人做。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是辩证的，不一定说代工企业就一定不好。低端、高端有时候地位是会互相转化的。就像人和衣服的关系，我要是李嘉诚这个衣服就值钱了，如果把代工做到技术、工艺最好就立于不败之地，照样可以炒掉你不喜欢的品牌商。

　　提问：我是石家庄的一家中小有限公司的企业，我觉得我提的问题可以代表一些中小企业的看法就是出口退税。这个制度是一项政策还是一项制度，这个问题闹不清楚导致了我们出口退税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现在我给我客户放账是90天，可是我的出口退税是180天、甚至是280天，政府是欠我钱最长时间的人，我认为这应该是一项制度安排，因为全世界税收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说所有的中间税如果想防止重复征税，防止税收的不公平干扰了价格，所以说所有的中间税在产品进入公海的时候应该全部退清，进入哪个国家适用哪个国家的增值税，这是中国存在出口退税的原因。从96年到现在每年的进口增值税收入大体上都超过了出口退税的金额。总体10多年下来应该结余上千亿，因为没有进口增值税就没有出口退税。所以说如果要是把出口退税理解成为一项政策的话，那么我们中小企业受出口退税的困扰永远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导致了变成了一项政策可以随意调节和随意提高、随意降低。所以说我的意思到底这是一个制度安排还是一个税收，需要从理论界给予一个很清晰的答案。我想听的意见是，出口退税应该从进口增值税里面拨付，然后对一些有信誉的企业直接地建立白名单做到即出即退，我希望理论界给予一个很清晰的回答，很多的经济学家没有在这上面说清楚，也许是我错了，如果我错了，请领导们给予指正。

　　霍建国：我觉得你认识很到位，其实你已经不用解释了，它显然是一个税收的制度，但是因为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经常容易把它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对它进行调整，所以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是一个政策。我基本赞同他的观点。但是在操作上有什么难度？我也不太清楚。

　　王受文：你刚才讲这是人的问题，也许我们的裴教授会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在想怎么能够帮助你。你现在出口退税要180天才可以拿回来。现在中小企业出口退税如果出口核销单这个问题今年推广到全国的话，不一定非得等到出口收回以后才办理退税，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的节省。第二，如果你信誉还是不错的，现在有一些机构包括一些供应链的公司，它帮你办出口退税，我知道的是山东有一个企业叫新华景(音)集团，你把有关的资料交给这个企业，这个企业会帮你很好地把出口退税办下来。

　　第三，不知道你是河北哪个市的可以跟商务部门、国税部门一起来沟通一下，提高相关方面的效率。整个来说我对中小企业加快出口退税的请求是非常赞同的，我觉得在这方面温总理的讲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加快退税的速度，要做到及时、足额、准确地退税。

　　霍建国：确实是比较难的事，退的是增值税，增值税作为税种是比较有难度的。要稍微注意一下税率的严肃性。至于说足额、到位管理体制部门之间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难点。

　　提问：我们商务部很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正在制定相关的稳外贸政策，大家每次问都是说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现在政策进行到什么程度？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具体在什么时候能出来。

　　王受文：我理解钟部长上午已经理解了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出口退税保险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面，这个在融资方面要对有订单和竞争力的出口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的便利。同时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商务部和国家质检总局都制定了部门的协议，在外贸的出口领域包括进口领域尽量地为进出口企业提供贸易的便利化。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并且在推动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进行合作，办一些订单的对接会，举办一些外贸交易会，比如说今年的广交会要进一步加大对国外设计师邀请的力度。让设计师跟我们的出口企业对接，在电子商务方面我们今年刚刚下了一个文件，鼓励中国的企业利用电子商务、信息高速通道来开拓国际市场。所以这些方面都是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已经采取或者是即将采取的稳定外贸增长的措施。

　　霍建国：我们对话环节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四位嘉宾从不同角度对我们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责任编辑：袁志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