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机制创新是先导

　　

　　法国：

　　“竞争力集群”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记者 李学梅 郑甦春 巴黎报道

　　为了增强创新能力，将科技成果更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从2005年起，法国政府斥资15亿欧元在各地扶持60多个不同产业的科技园区，也称“竞争力集群”。如今，这种“企业+实验室”的模式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不但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节省了资金，还使得企业自主创新的热情空前高涨。

　　多层次构建“竞争力集群”

　　“竞争力集群”是指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一些企业、公司或私营研究机构以合作伙伴的形式联合起来，相互协同，共同开发以创新为特点的项目。这种合作一般以共同的市场或科技研究领域为基础，寻求优势互补，提高竞争力。

　　其具体实施途径是，选择有潜在竞争力和培育前景的地区，围绕创新项目，帮助企业、培训中心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竞争力集群”计划实施近七年以来，法国已建成71个“竞争力集群”，超过7000家科研机构、企业参与其中，研究人员约1 .5万名，资助科研项目达到886个，在研发方面累计投资46亿欧元，其中11亿欧元由国家承担。

　　法国“竞争力集群”分为三个等级，其中第一等级是六大具有全球领先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包括以里昂为中心的生物工程产业集群、以波尔多和图卢兹为中心的航空航天产业集群、以巴黎为中心的医药产业集群和软件产业集群、以蓝色海岸各城市为中心的通信产业集群以及以格勒诺布尔为中心的微电子产业集群。

　　第二等级是九个“全球使命计划”，其中包括香槟一阿登一皮卡第农业集群，里昂化工、环境产业集群等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联合体。

　　第三等级是52个“国家使命计划”，其代表性集群包括利穆赞—比利牛斯地区陶瓷产业集群、罗讷—阿尔卑斯—弗朗什孔泰地区塑料加工产业集群以及普瓦图一夏朗德地区运输产业集群等。

　　法国之所以在国际竞争中能够保持现有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竞争力项目的蓬勃发展。这些项目包括陶瓷业、粮食生产新技术、儿童产品、纳米技术、现代运输、可再生能源和建筑、高档纺织业、环保型车辆、化妆品等。

　　“企业+实验室”模式

　　法国的“竞争力集群”由多个层次组成，既包括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也有大学、科研机构、中小创新型企业，甚至还包括几个人的微型企业。一些中小企业由于缺少规模效应，在全球化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但在“竞争力集群”园区内与其他企业相互协作，或许能以群体优势占领市场。

　　按照法国有关规定，必须由至少两家企业和一个实验室共同合作，才能申请项目。这种将企业与实验室相结合的模式，不仅可以分担研发风险，提高合作效率，还可以将研发成果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化为产品，及时推向市场以获得较高的回报。此后，企业利用获得的利润再进行研发投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提升总体竞争力。

　　创新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市场，所有的创新也需要考虑经济效益，而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位于阿尔萨斯一洛林地区的“未来汽车集群”无疑是个很好的例子。2001年，65家汽车企业构成了该地区最初的产业集群。该集群成立后，每年至少生产90万辆汽车，营业额高达200亿欧元以上，法国标致一雪铁龙公司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都在该地区设有生产线。高新技术研发机构与汽车制造企业的对接，充分吸纳了创新型产业的溢出效应，使得“未来汽车集群”在生产“清洁汽车”和“智能汽车”方面保持领先优势。

　　政府发挥关键作用

　　法国政府的支持在“竞争力集群”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具体来说，法国政府主要通过三种形式对“竞争力集群”项目进行帮扶：一是政府研发机构直接参与项目研发，向企业转让技术和研究成果；二是将一些重大研发项目以招标形式向私人投资开放；三是对个别中小企业直接给予资金支持。

　　在“竞争力集群”计划实施最初，法国政府共拨款15亿欧元，其中四亿欧元用于对企业实施财政支持，三亿欧元被用于减免企业税收，八亿欧元用于技术研发机构的财政补贴。

　　法国政府规定，“竞争力集群”项目可享受免除利润税、职业税和地产税的优惠政策。对于在企业从事研究和创新工作的雇员，企业还可以免缴50%的社会分摊金。

　　在“竞争力集群”取得成效后，法国政府尝到了创新的甜头，2009年底又推出规模为350亿欧元(相当于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的“政府借债”计划。高等教育、科研、中小企业及工业、可持续发展、数码产业等五大重点领域将直接从中受益。

　　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示，“政府借债”计划将在长期内产生积极的经济、社会影响“为法国经济注入活力”。他预计，该计划可进一步带动公共和私有行业总计600亿欧元的投资活动。

　　“全方位管理”助推园区建设

　　“竞争力集群”项目除了在合作模式上创新之外，在制度管理和配套服务方面也具有很大的优势。

　　一是注重项目的法律与制度管理，项目立项有法可依，并特别强调操作透明，程序规范，便于社会监督。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项目进行评估的过程中，法国政府还建立专门网站对项目的发展给予跟踪式关注；对重点项目的审批特事特办，简化程序。此外，法国政府还对重点项目秉持开放性原则，项目数量不封顶，可不断投标，政府追加审批。

　　二是按照产业规律和产业协作的自然关系组织项目实施，既强调产业和地区的合作，又注意地区的特色和平衡，避免重复立项。

　　三是注重对“竞争力集群”项目的配套服务。“竞争力集群”园区的管理工作主要由各合作伙伴组成的常务理事会负责，包括代为向政府申请资金及调配使用。

　　例如，位于法国尼斯和科达苏尔附近的索菲亚·安蒂波里斯科技城容纳了1000多家高科技公司。该科技城配备接待中心、新兴企业培植中心、技术开发中心、国际智密区俱乐部等服务型机构。该科技城的索菲亚？安蒂波里斯协会基金会还举办高水平的科技培训班，组织科技和经济预测报告讨论会，促进科技城的企业与其他科技城保持合作与信息交流。

　　推动“竞争力集群”建设

　　然而，随着“竞争力集群”计划的推进，一些问题也逐渐凸显。法国工业部长贝松认为，目前面临的最大瓶颈是资金短缺。如何更好地让中小企业融入，将科研成果工业化等，也成为困扰“竞争力集群”发展的主要问题。

　　贝松表示，只有创新才能让法国保持强大的竞争力，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为此，法国将在三方面继续推动“竞争力集群”的建设。首先是改善“竞争力集群”的日常运行，增加财政投入以及保护创新；其次，利用好“未来项目投资”，即高新技术方面的投资；第三，通过在欧洲和国际范围内的合作，继续扩大法国“竞争力集群”的规模和影响。

　　英国：

　　增加公共投入+高校创新模式

　　□记者 黄堃 伦敦报道

　　英国是近代科技的重要起源地，拥有深厚的科技创新传统。近年来，英国政府重视发展金融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出现起伏。不过，英国在科研创新领域也有不少亮点，尤其是英国高校创立“高校研究人员+校办专职服务企业+科技园区”模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对科研投入呈V型波动

　　近年来，英国在科研上的投入有所起伏，呈V型波动。英国皇家学会认为，英国在科技发展方面的政策出现了失误，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对科技创新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英国皇家学会的研究表明，近年来英国公共研发资金的总量在六七十亿英镑左右起伏，科研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 D P)的比例呈V型波动。数据显示，英国科研投入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从1999年开始不断下降，2004年达到最低值1 .68%。随后，科研投入占G D P的比重又逐渐上升，2009年这一比例达到1.85%。

　　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还将英国与其他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科研投入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英国落后于美、日、德、法等国，这几国科研投入占G D P的比例都长期保持在2%以上，日本更是长期保持在3%以上。

　　近些年英国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的下降，与政府的政策有关。上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着重支持金融业，从90年代后期开始重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相对忽视了对科技创新的支持。

　　皇家学会认为，英国在科技发展政策方面出现了失误，八九十年代政府支持力度的下降导致许多负面影响，如一些科研机构无法获得资金更新设备，科研人员积极性受挫等。不过具体影响难以计算，因为科研投入变化所带来的效果需长时间才能显现，其时间跨度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短期内难以从经济变化上得到反映。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英国经济重要支柱金融业景气不再，英国政府谋求通过支持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驱动力，科技投入也在近几年缓慢回升。特别是2010年英国新政府上台后，在许多公共部门开支被大幅削减的情况下，科技领域的预算仍然得以保持每年46亿英镑的水平，直至2015年。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资金，英国在科研方面的公共投入规模可能还有所增长。

　　高校创新模式的亮色

　　近年来，英国高校致力于不断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这是英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一大亮点。高校为支持科技创新而创立的特有模式值得借鉴。

　　据皇家学会统计，2000年到2008年期间，英国高校获得的专利数量上升了136%，在2007/2008年度，由高校衍生出的公司的总收入已超过11亿英镑。这种进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国高校形成的特有模式：“高校研究人员+校办专职服务企业+科技园区”。

　　首先，高校研究人员主动寻求科研成果转化。剑桥大学校长莱谢克·博里塞维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所大学不能总是期待别人来帮自己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必须要有内在的驱动力。我们向学生和研究人员灌输这样一种精神，如果做出一项发明，就有责任让整个社会从中受益”。

　　他说，高校就是要有这样一种氛围，科研人员要主动寻求机会，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商业应用转化。

　　其次，校办专职服务企业帮助科研人员与商界对接，提供初始启动资金及专利申请等服务。目前，英国许多高校都成立了这种专职服务公司，如剑桥大学的“剑桥企业”、牛津大学的“艾赛斯创新”公司以及已经在伦敦证券交易所A IM上市的帝国理工学院的“帝国创新”公司等，全方位的服务有助于研究人员集中精力搞科研。

　　“艾赛斯创新”公司总裁汤姆·霍卡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校办专职服务公司的模式有如下优点：商界的潜在合作者认为，与专职服务企业这样的公司打交道更容易，因为他们可能与“象牙塔里的学究”存在心理距离；这类公司的管理常常独立于大学行政机构，有利于校办公司员工适应迅速变化的商业环境；高校全额控股可保证这类公司不偏离其运营的宗旨。

　　第三，高校周边科技产业园区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孵化场所。以剑桥科技园为例，该科技园建立于上世纪70年代，是英国最早的科技园区。过去几十年来，剑桥大学科研人员在剑桥地区建立了一千多家科技企业，不仅创造了社会财富，还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高科技企业在剑桥大量衍生，被人们称为“剑桥现象”，常被与美国的硅谷现象相提并论。

　　目前，不仅在剑桥，英国许多大学周边都形成了这样的科技园区，如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萨里大学和约克大学等高校周围，都已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区，营造出有助人才流动的创业环境。

　　印度：借“创新生态系统”追赶中国

　　□记者 毛晓晓 新德里报道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今年两次公开表示，印度在世界科学领域的地位正在下降，已经落在中国后面。自2005年当选总理以来，辛格几乎每年都强调要增加科研投入，改变现有科研机构过于官僚化的状况。近期，辛格又提出建立一个“创新生态系统”，以打破原来科研与市场脱节的局面，增进科技界与企业界的合作，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辛格今年1月在印度年度科学大会上说，将在2012—2017年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将科学研发投入占G D P的比例从目前的0.9%提高到2%。早在2000年，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就表示，要在五年内把科研投入提高到G D P的2%。

　　印度国立科学技术与发展研究所科学家卡班达自1980年开始从事印度和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政策研究。他说，中国的科学论文从1990年的6509篇增长到2007年的9.48万篇，增长了近15倍，而同期印度的论文产出仅从1.01万篇增加到三万篇。印度在专利数量方面也远远落后于中国。他认为，印度需要在科研开支和政策项目方面更加主动，而不是陷入对中国的“恐惧精神疾病”。

　　印度政府及社会各界在因中国“赶超”而感到焦虑的同时，也对自身科技发展迟缓的原因进行反思，并采取了一系列革新举措以期扭转不利局面。

　　一是呼吁改变官僚体制，增强科研主动性。有分析认为，印度官僚主义严重，政府效率排名低下，即使研发预算增加，资金的有效使用也受到阻碍。印度生物科技部秘书、疫苗专家基尚·班说，“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资金投入增加将是无用的”。

　　印度国家科学院主席维贾扬2010年发表远景报告时说，印度科学发展有四个关键问题：官僚化、等级制度、缺乏自主性、科学家缺乏各层次的广泛参与。虽然印度经济自由化已有20年，印度科学机构“仍然没有改革”，深受官僚控制和科学自主性丧失等问题困扰。

　　二是反思教育体制弊端，着眼教学与科研结合。据印度科技部公布的数据，印度每100万人中有研发人员110人，低于巴西的324人、阿根廷的715人、埃及的493人和中国的633人，而指标最高的芬兰为7431人，美国为4526人。这个指标显示，印度严重缺乏培养科技人才的战略和体制。

　　印度1942年设立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会(C SIR )，作为印度独立后政府发展和科研管理的核心机构，其主席职位由总理兼任。曾在2006年至2008年任CSIR联合秘书的尼基莱什·贡说，印度人才结构“头重脚轻”，多数CSIR实验室缺乏青年研究员。

　　美国《科学》期刊今年2月刊登了关于印度科技发展的专题系列文章，其中《印度崛起》一文中提到，印度的科技教育是其科技发展的一大挑战。文章说，根据西方的标准，印度缺少培养关键研究员群体的机构院校，全印度生物领域的研究人员甚至比波士顿还少，其他科目也有类似问题。

　　印度大学的本科教学与科研脱节，这与印度独立后采用苏联式的学术体制有关。直到10年前，印度科学界才意识到，需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培养科研人才。

　　三是通过扩建机构和设立奖金留住人才。印度的科研人员聘用机制也存在问题，论资排辈现象普遍，新人晋升机会有限，没有采用绩效激励机制。不少高级毕业生涌向入门薪酬较高的信息技术行业，科研人才倾向于到海外深造，这使印度研究室缺乏有创造力的青年研究员。

　　为解决这个问题，印度政府过去五年建设大量新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这被视为是194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教育研究机构扩展。但批评者认为，这些机构缺乏高水准的教师队伍支撑，导致师资力量分布更加不均衡。

　　印度政府部门最近推出资助青年科学人才计划，计划在五年内投入五亿美元，对高中优秀生给予125美元的补助，明年年底接受这一资助的学生有望达到100万人。印度生物科技部正与英国韦尔科姆基金会创立为期五年、数额达1.4亿美元的奖学金计划，用以资助375名青年研究员。生物科技部官员艾亚尔说，“现在我们也有能力改善环境，让博士后留下来”。

　　四是建立“创新生态系统”，强化科学与产业对接。尼基莱什·贾认为，C SIR在指导产业研究、培养研发人才和促进工业发展方面做得不够，除资金问题外，与产业脱节也是重要原因。

　　印度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技术应用比率只有5%至10%，而中国约为50%，美国是80%。尼基莱什·贾说，近年来C SIR与产业之间的联系有所弱化，因为C SIR的37个实验室和分支中心或是在进行重复研究，或是进行与产业不直接衔接的基础研究。

　　尼基莱什·贾认为，印度政府补贴占科研投入的比例高达77%，致使科研重点由政府主导，研发的需求和重点“仍由几个资深科学家决定”。尼基莱什·贾说“印度的科研状况多年来没有改变。德国1948年设立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与C SIR的功能和预算类似，却培养出了1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CSIR没有培养出一位。”

　　卡班达认为，资金投入应在合适的领域产生成效。印度的优势在生物技术、化学、制药、民用核能、信息技术和商业管理等领域，但在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创新和增值产品中面临问题。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和印度理工学院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目前缺乏助推力。

　　辛格表示，印度需要建立一个“创新生态系统”，即科学组织、产业界和各个机构为创新观念提供启动资金，管理者要订立严格标准。他说：“必须向创新者发出挑战，以产生社会所需要的解决方案，而且必须培育和迅速转化有潜力的创新解决方案。”制定五年规划的计划委员会2009年设立了一个创新专家组，目的是利用科技创新促进印度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