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留住270万富人的制度动力在哪里

　　毕舸

　　 3月27日，胡润联合兴业银行发布《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称中国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到270万人，平均年龄为39岁。亿万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约6.35万人，平均年龄为41岁。其中90%有计划送孩子出国留学。（《京华时报》3月28日）

　　 不管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条新闻，都必须承认一个庞大的先富群体已经客观存在，他们的创富、守富和享富三阶段，都会直接或间接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这恐怕要从表层化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大国”、“富人购买公务机热”等噱头中抽离出来，重新审视这些社会精英的意义所在，并思考另一个更重要的命题——留住270万富人的制度动力在哪里。

　　 经济学界有一句名言：资本是会飞的。同样，富人的自由选择空间远大于普通人。一旦选择离开，他们带走的不仅是财富，更反映了一个社会精英群体的流失。如果我们客观理性地看到，中国富豪正从草莽时期的暴发户，逐渐升级为如今的投资人和创造者，而就业岗位、税收、GDP等一大堆经济要素都跟他们密不可分，就会明白留住270万富人的重要性。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270万富人群体中的一部分已步入以低调、适用型的生活方式为主的守富阶段，并逐步向以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为代表的享富阶段过渡。这恰恰说明，当人拥有的财富累积到某个水准，就会从以物质利益为主导的经济理性升级到以公共精神为指引的社会理性。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精神升级并不代表着所有富人都会自觉完成，它犹如脆弱的火种，需要制度土壤的精心呵护。

　　 以慈善为例，近年来公众热议的富豪拥有财富与捐赠数额之间落差明显，除了部分富豪还没有达到与社会诉求同步的意识觉醒，恐怕也在于社会服务组织的公信力程度不够，以至于部分富豪采取了自设基金会来规避风险。然而，这种单打独斗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慈善事业公信力的缺失，只会让民众普遍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任何身处其中的慈善组织或个人都不可能幸免于难。有关慈善立法体系完善、政府放松过度管制充分授权于民间自治的呼声，必须尽快引起政府重视和行动，否则理想中的财富二次分配重要渠道将始终搁置。

　　 留住富人还要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根据统计，旅游方面的消费金融服务、养生保健方面服务、子女教育类服务是中国富人群体主要消费领域的前三名。但正在不断消失的城市历史文化建筑群、以海南宰客门为表征的旅游业泡沫化、逐利化，能够满足富人们的高层次旅游消费需求吗？养生保健其实是每个年龄达到一定阶段的人的必须追求，身体健康是金钱无法换回的，但空气、水、食品，有多少能让人放心？环境污染是最“公平”的——住在北京价值千万别墅里的富人，同样要面对沙尘暴不敢开窗的痛苦。

　　 90%的富人有计划送孩子出国留学——这几乎是对教育产业化的最大讽刺，扩招、高投入、高学费并没有带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质量的名扬世界，中国大学与世界名牌大学相比缺的不是钱，不是教育硬件，而是大学精神为内涵的软件要素。当千人一面的应试教育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却找不到突围之路，南科大充满荆棘而坚韧向前的诞生轨迹，证明了对于大学发展的体制松绑还路途遥远。而当富人们着眼的是从摇篮开始培养孩子时，我们那些幼儿园、初中、高中，除了填鸭式教育外，还能提供什么样具有竞争力的教育产品？

　　 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杯具”是，社会问题发生时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同构的，被富人厌弃的风险社会也会衍生出更多对穷人不利的威胁，而穷人则往往成为最后的受害者。留住富人并不是选择性地提供特惠待遇，而是在倡导普泛性的社会进步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