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 老牌国际金融中心的变与不变

　　

　　纽约、伦敦等老牌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举一动，常常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神经。反之，全球经济的变化也迫使老牌国际金融中心作出调整。为应对经济危机，在过去三年多时间里，这些老牌国际金融中心或多或少都作出了一些改变。对上海来说，及时且细致地观察到它们的动向，无疑有利于更好地进行眼下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本期周刊记者采访了多位国内外专家，听他们讲讲老牌国际金融中心的变与不变。

　　陆红军

　　纽约伦敦等仍未摆脱三重危机

　　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教授认为，欧美金融中心经历了一百多年形形色色的经济或金融危机。目前，尽管全球经济危机的威力在慢慢散去，但纽约、伦敦等美欧主要金融中心仍未摆脱三重危机，即信用危机、债务危机和评级危机。这是上个世纪以来历次金融危机所没有的特征。

　　信用危机是纽约等美国主要金融中心最头疼的问题，经济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而造成次贷危机的则是华尔街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都是用数据模型设计出来的。一些数量专业出身的设计者根本不懂金融和实体经济，通过数量模型，大量运用杠杆，无限放大风险，最终形成巨大的金融泡沫。次贷危机其实是“美式金融工程”的危机，是美国老牌金融中心纽约的商业模式出现的危机。

　　债务危机是美欧主要金融中心共同面对的危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效率和巨大财富，也形成了一种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衡现象。多年来，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和新兴国家的高储蓄、低消费形成了一个脆弱的国际经济结构。次贷证券是压在国际经济失衡格局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脆弱的国际经济结构就被打破了。全球经济要达到新的稳定状态势必要进行再平衡，而原来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的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也会有所改变。美欧财政的结构性问题，可能无法继续依靠无量举债来维持金融中心的运行。

　　评级危机主要源于纽约这个美国老牌金融中心。标普、穆迪、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并称为世界三大评级机构，它们是目前全球最具分量的评级机构，而且全部来自美国。在经济危机中，这三家评级机构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拔高美国债务评级，贬低他国债务评级；隐瞒一些对美国不利的经济因素，采取一致行动破坏他国的经济形象。对冰岛危机、迪拜债券及欧债危机，时而推波助澜，时而“煽风点火”。三大评级机构的行为已经引发全球舆论的质疑，一些有实力的国家都纷纷要推出自己的评级机构。欧洲国家正在着手建立自己的评级公司，日本谋求扩大日本评级机构的影响，中国本土评级行业起步虽晚，但大公国际资信评估等评级机构已经开始对全球发布风险评估报告。尽管暂时还没有哪个国家的评级机构能与三大评级机构抗衡，但由三大机构主要掌控全球金融运行系统评级的格局已经出现松动。

　　多重危机迫使发达国家实施痛苦的改革。美欧主要金融中心已经出现了一些应对手段——更多金融监管制度的出台，如限制金融衍生品的场外交易，“有毒”资产的研发基本受到了控制；三大评级机构开始作出一些表现自己客观公正的评级，如标普下调美国债务评级，恢复部分欧洲国家的债务评级等。但这些应对并没有改变美欧金融中心的本质。日前，路透社一位专栏记者在采访时表示，大部分华尔街金融家都认为，雷曼兄弟开始偿还债务在美国金融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但这与美国金融系统的未来毫无关系。次贷危机的发生是以雷曼兄弟倒闭为标志，日前雷曼兄弟宣布已完成破产程序，将于4月17日开始进入债务清偿阶段。这位路透社记者的言论流露出华尔街金融家并没有从危机中吸取教训的信息。

　　纽约、伦敦等老牌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金融主宰权也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一般而言，主宰权由铸币权、定价权与评级权决定。铸币权方面，欧元的地位有所下降，美国的地位不降反而“被上升”；定价权方面，部分产品的定价权受到限制，如一些金融衍生品的场外交易被限制，但外汇、大宗商品等定价权依然掌握在美欧金融中心的手中；评级权方面，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出现一些调整，但现阶段它们还不可能被取代。

　　不过，经济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几次大的危机都逐步提升了人民币地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当美元与亚洲其他货币汇率都纷纷下跌时，人民币汇率却保持坚挺，人民币的表现为其在国际市场上树立了良好口碑；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美元汇率一度摇摆不定，很多国家希望寻求美元之外的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以分散风险，这为人民币国际化留出了空间；2009年欧债危机发生，欧元的国际地位相对衰弱，为人民币崛起提供了机会，人民币有望与美元和欧元形成“三足鼎立”的货币格局。

　　以多极经济为基础、多重危机为特征、多种制约为常态、多重失衡为规律的多重时代并未使上海等新兴金融中心的构建来得更加轻松，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所形成的转型困惑及艰难性，并不亚于经典金融中心的改革。持续稳健地推进中国金融改革创新，任重道远。

　　彭润中

　　上海有望成为全球金融中心5强城市

　　上周，英国智库 Z/YenGroup公布了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该指数每半年一次对全球75个金融城市进行调查，根据人力资源、商业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及一般竞争力五个方面打分排名，这次位列三甲的城市和半年前一样：伦敦居首，纽约次之，香港第三。

　　这一权威的调查证明，虽然全球的经济重心有“东移”的趋势，但西方老牌金融中心的地位短期内还难以被撼动。“要判断金融中心是否‘东移’，现在还为时尚早，但上海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在迅速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彭润中博士这样认为：“经济重心的‘东移’是金融中心‘东移’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老牌金融中心最早的崛起取决于地理位置，取决于当地制造业和与制造业与贸易相对应的基本金融服务的发展与集聚程度。伦敦、纽约都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确立了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加坡、香港、东京等陆续成为地区及全球性的金融中心。此后，随着亚洲和拉美的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的推动，曼谷、马尼拉和拉美一些城市成为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在本地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很多后期出现的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并没能保持，而是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

　　若要问如今的国际金融中心会出现在哪里？彭润中说，除了经济发展的因素外，一定是金融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和软件）完善和金融市场主体集聚的城市。何谓金融软设施？有这么几点：高素质的金融人才，更重要的是高端人才的占比；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包括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黄金市场、期权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的存在与市场深度；商业环境，包括商业成本、制度设计及监管等。

　　“金融中心最主要的两大功能是融资和管理金融风险。”彭润中特别强调金融监管和控制风险的重要性，他表示，如果不能通过金融市场有效地管理风险，肯定会影响到融资功能的发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安全性比速度更重要。”

　　虽然从目前的交易量来看，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榜单上排名3、 4位的香港和东京与排名1、 2位的伦敦、纽约差距不大，但在彭润中看来，前者要赶超后者多年来确立的中心地位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老牌金融中心多在人才、制度等金融“软设施”上胜出一筹。不过，彭润中指出，从榜单上，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一些“较资深”金融中心的衰落，比如，德国的法兰克福、慕尼黑退步明显，法国巴黎最新排名仅在第22位，此外，亚洲和拉美的一些金融中心的影响力下降更为明显。除了一些历史因素外，很多后起的金融中心在金融“软设施”发展上的不足与滞后无疑是影响力迅速下降的重要因素。

　　彭润中相当看好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在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上海列在全球第8位。他判断，未来5-10年，上海完全有望继续提升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排名位置并成为前5强的金融中心。这主要基于以下五点理由：首先，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后续的发展潜力支撑上海金融中心的崛起。第二，过去10年，在政策的支持下，上海各方面的制度建设日趋完备。第三，境内外金融机构加速集聚上海。“十一五”末，上海国内外银行类法人金融机构达到41家，其中外资法人机构19家（机构数达到190多个），虽然与伦敦、纽约相比还存在相当差距，但集聚的速度已经非常之快。第四，高端金融人才加速集聚上海。上海除了出台多项优惠政策吸引海外金融人才外，还加大了培养本土高端金融人才的力度。第五，金融产品日益多样化。此外，在彭润中看来，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进度还取决于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的程度。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上述进程将会加速推进。

　　据彭润中介绍，近期美国另一研究机构也对全球金融中心城市打分排名，结果与GFCI的类似。该研究显示，在经济发展程度方面，上海列全球第一；在金融市场发育和产业支持方面，上海都排第七；在相关服务方面，上海排在19位；而在商业环境方面，上海排到20名开外。彭润中认为，这项结果一定程度上能帮助我们较客观地认识上海的优势及劣势。他还特别补充说，国外研究往往忽略了政府支持这一因素，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来说，政府支持在推进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此，加上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看好上海顺利达成“2020年目标”——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盖伊·弗雷泽·桑普森与凯特·菲拉克提斯

　　金融监管成新竞争力

　　英国卡斯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盖伊·弗雷泽·桑普森与国际金融学教授、新兴市场研究小组主任凯特·菲拉克提斯认为，加强金融监管是经济危机后老牌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变化。设立什么样的金融监管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新的核心竞争力。

　　时至今日，伦敦金融城并没有从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尽管在2009年初，伦敦金融城有过短暂的复苏，但随后而来的欧债危机又一次将伦敦金融城拖入危机，只不过这次由银行流动性危机演变为主权债务危机。

　　桑普森与菲拉克提斯说，伦敦金融城在危机中作出了有效应对。纽约与伦敦这两座老牌金融中心的竞争一直都很激烈，在危机发生后，伦敦金融城的改革明显走在“仅肯做边角修补”的纽约前面。比如，英国政府对银行业实行了史无前例的部分国有化、以严苛的手段治理银行高管的高收入、批准零售银行业务与投行业务分离等。

　　在桑普森与菲拉克提斯看来，伦敦金融城诸多改革中最大的还是金融监管的强化。“这是全球金融业的大趋势，不仅在伦敦金融城，其他国家的金融中心都在加强金融监管。”

　　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理念是监管的国际化，即各国监管机构无需对本地区金融业竞争力负责，而应该关注的是维系良好的监管体系、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保护客户利益。英国希望建设一个负责“全球治理”的协调机制，以实现全球金融的统一监管。不过，现阶段全球很难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制，所以金融监管制度的制定实际上还是各个金融中心在各自操作。

　　桑普森与菲拉克提斯认为，眼下伦敦金融城制定的金融监管可能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障碍。“在过去，监管制度的制定者是那些曾担任过银行家职务或非常了解银行界日常业务的人。而如今，越来越多的监管法案的起草者，变成了那些从未在金融行业工作过的官员。”他们举例：日前推出的《另类投资基金经理指导》（Alternative InvestmentFundManagers），里面竟然出现常识性错误，把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混为一谈；对私募基金领取“执照”和信息披露的条件要求也高得超过可操作范围。还有一些监管法案不符合当下的经济环境。如，巴塞尔协议III以及由英国政府对银行新提出的资本充足性要求，迫使各家银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但欧债危机正在发酵，持有政府债券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微小的监管改革都可能推动金融市场业务出现迁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桑普森与菲拉克提斯说，金融业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它带来的贸易顺差超过所有其他净出口行业的总和，创造了160万个就业岗位。所以，伦敦金融城的成败关系到整个英国经济。照现在的情况看，加强金融监管后的伦敦金融城并不太乐观。“投资管理行业的从业人员，在未来可能将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消耗在应对政府的金融管制上。大部分的新法律法规都将在2013年生效，届时相当数量的金融企业很有可能会被迫撤离伦敦金融城。”

　　伦敦金融城的成败还关系到欧洲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地位。桑普森与菲拉克提斯认为，目前伦敦金融城的监管主要迫于欧盟带来的压力。英国应该让欧盟看到，尽管伦敦与法兰克福或巴黎等其他欧洲金融中心的差距在缩小，但伦敦金融城才是欧洲唯一能与美国纽约以及亚洲金融中心抗衡的城市。伦敦不仅仅在银行业领域具备必要的实力，而且在基金管理、证券交易、衍生品和大宗商品， PE和对冲基金管理，碳市场和海事金融等领域都实力非凡。以24.7万亿美元的全球场外利率衍生品市场为例：英国所占比例从2001年的35%升至2010年的46%；美国的比例升至35%；法国和德国的比例分别降至7.6%和2%以下。

　　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桑普森与菲拉克提斯说，不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增速，中国都是眼下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全世界的金融投资者、投资管理人和投资银行都将其业务活动的焦点转移到中国，所以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水到渠成的事。不过，金融监管体系已成为后危机时期国际竞争力的核心部分，这是上海面临的新挑战。当下，美欧老牌国际金融中心正试图成为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领导者，一个国际金融监管联盟正逐渐成型。上海不应游离于这个国际金融监管联盟之外，而要努力参与到新的金融监管框架的制度与设计。同时，加强对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市场的监控，保证经济运作与金融的可持续性发展。

　　（责任编辑：林秀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