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主席：防治艾滋病等三大病形势在逆转

　　我们完全不能承受错失这个抗疫机遇的后果，现在需要给予疫情最后一击

　　《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特约撰稿魏保珠 | 北京报道

　　假如把人类对抗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的努力比喻为一场战争，“全球基金”就是名副其实的“战争基金”。在它的支持下，全球抗击三大疾病的努力本来有望在近年迎来一个关键的转折，但现在看来，它的前景似乎不乐观。

　　就“全球基金”终止新项目的情况和影响，“无国界医生(国际)”主席卡云勒卡亚医生接受了《望东方周刊》的采访。

　　成立于1971年的“无国界医生”是一个由各国专业医学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组成的国际性志愿者组织，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之一。它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无国界医生”在1988年进入中国。2003年，“无国界医生”与中国卫生部门合作，在湖北襄樊和广西南宁提供艾滋病综合关怀和治疗。

　　“我们觉得像被迎面痛击”

　　《望东方周刊》：像“无国界医生”这样的独立人道救援机构，如何看待“全球基金”取消拨款？

　　卡云勒卡亚：“无国界医生”对“全球基金”的决定感到十分震惊和沮丧。“全球基金”通过拨款资助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治疗项目，令有关防治工作大幅改进。但“全球基金”目前财政紧绌，令无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当“全球基金”宣布由于资金不足，将取消新一轮防治项目拨款时，我和“无国界医生”数以千计的医疗救援人员都觉得像被迎面痛击一样。这消息实在来得不合时宜。我们多年来对抗疫情的努力和最新的防治科研成果，刚为我们带来希望，相信可击退这三种每年夺走数以百万人性命的疫症，但此时捐款机构却违背了他们对“全球基金”的承诺。

　　对于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来说，它们的卫生部门不但未能继续扭转这致命疫情的势头，反而可能要眼巴巴看着努力争取得来的抗疫进程倒退。

　　“无国界医生”在不少这种国家工作，我们看到了这些国家得来不易的成果是多么的脆弱。虽然现在“全球基金”表示将会提供最薄弱的救生索帮助这些国家，以免这些国家的治疗项目在2014年初前中断。然而，进一步扩展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治疗项目的计划，肯定会被叫停。此举将对病人、其家人和社区带来深远的影响。捐助机构和“全球基金”董事会迅速向各国发出需要停止接收新病人的讯息，“无国界医生”就此感到震惊。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卡云勒卡亚：过去数年，国际捐助机构的捐款普遍下降，特别是对艾滋病治疗项目的捐助，目前的大幅度削减拨款全因捐助机构对“全球基金”的失信。部分国家，如丹麦和荷兰，削减了曾承诺作出的捐助；其他国家，如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则因本土的经济危机而停止捐款，以及没有作出进一步的捐款承诺。但最终，这是所有捐助国家的责任，因为它们投票决定取消这一轮拨款申请，长远来说，更令“全球基金”失去急需的资助。

　　“无国界医生”的治疗项目主要有赖私人捐款者的财政支持，但各国卫生部门却非常依赖“全球基金”的资助，去对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疫情。“全球基金”成立于2002年1月，在不少“无国界医生”开展救援工作的国家，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系于“全球基金”，估计基金的拨款，每年平均直接预防了100万个死亡个案。我们看到不少卫生部门，历年来成功推行了多个大规模抗疫计划──它们可能也想象不到，若没有外界支持，这些计划如何能成功推行。

　　但捐款机构现已离弃了陷入财困的“全球基金”，它们扣留或延迟支付之前承诺的捐款，有些组织甚至不再捐款。2014年前，“全球基金”都再没有资金拨给任何新防治项目，基金向那些最受疫情影响的国家表示，除了早已答允资助的项目外，未来3年，这些国家都不能扩大抗艾滋病治疗的项目规模，而结核病和疟疾项目也同样受影响。这表示各卫生部门都被逼只能提供有限度的护理服务，并要作出艰难的决定──提供未达至最佳效果的治疗方法，因为更好的治疗成本太高。

　　三大疾病可以被控制

　　《望东方周刊》：三大疾病对人类的影响由来已久，而且这种伤害看起来是无法消除的，是吗？

　　卡云勒卡亚：最新的科研成果能成功抗击这三种疫症。就艾滋病而言，10年前，“无国界医生”在泰国和南非等国家推行试验项目，挑战抗艾滋病治疗不能在贫困社区内进行的概念。2011年是艾滋病疫情爆发30年，有研究指出，抗艾滋病治疗是对抗疫情扩散的决定性方法。病人越早接受治疗，病毒传播机会就可减少96%。而目前大部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仍然未接受治疗。

　　抗艾滋病治疗是预防艾滋病的关键方法，我们原本拥有一个扭转疫情的历史性机遇。在这个关键时刻，捐款机构应该向“全球基金”捐款，让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有能力把握这个机遇，实施大胆的抗疫计划去扭转疫情蔓延势头。而各国现在都可能停止计划。

　　就结核病而言，尽管目前这种可治愈却仍致命的疾病病例还是高得惊人，但全球结核病个案数在下降，不过耐药性结核病个案数字仍在上升。像艾滋病一样，结核病治疗也是预防疫情扩散的方法。若病人接受治疗，传染他人的机会也会降低。诊断技术的新进展，也令我们更容易诊断耐药性结核病病人，让他们接受适当的治疗。扩大治疗规模是当务之急。

　　就疟疾而言，提供蚊帐和有效的综合治疗，大幅降低了染病率。2010年，一项具标志性意义的临床实验显示，为病情严重的疟疾病童提供更佳治疗，能大幅降低死亡率。但目前用以治疗儿童的药物，仍然是较便宜、但功效较逊的奎宁。疟疾每年仍然持续夺去数十万人的性命，死者大部分是幼童。目前，预防疫症仍然是抗击疟疾的主要方法，“无国界医生”估计，改善病情严重患者的治疗方法，每年约需多花3000万美元，却可挽救20万人的性命。

　　目前是扩展抗疫行动的最佳时机，在已有的进展上继续前行，并运用最新的科研成果来遏止疫情。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应当负起责任，当中许多国家都有意推行大规模防治计划，并希望在拨款问题上扮演更重要角色。以乌干达为例，该国希望倍增接受抗艾滋病治疗的人数，而乌兹别克斯坦也希望大幅增加接受耐药性结核病治疗的人数。

　　“全球基金”2010年承担了全球大部分用于结核病治疗的开支。尽管困难重重，但仍然成功增加了接受耐药性结核治疗的人数──在2010年增加了一半。但正如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一样，当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实质的成果时，却没有资金继续下去。在乌兹别克斯坦，“无国界医生”与当局合作，为耐药性结核病病人开展治疗项目。项目原已计划增加接受治疗的病人数目，以遏止疾病在该国传播，但这些计划正受到威胁。

　　我们已经等待多年，希望为结核病病人提供及时和准确的诊断。目前，有一种新的结核病检测方法，可以大大简化诊断程序。若没有资助，病人将无法受惠于这种新发展。疟疾的防治工作亦遇上同样的问题，现在已有多项新发展可以让我们挽救更多儿童。2010年的一个研究显示，新处方的治疗方案，治疗患有重症疟疾的儿童，较现有疗法可以多挽救19.5万名儿童的生命。非洲的多个国家已经将这个新方案纳入治疗指引。但新方案较昂贵，所以在没有外来资助的情况下，新方案仍然是难以实施的。在2009年，“全球基金”所提供的资助占了全球疟疾防治工作的65%。

　　《望东方周刊》：没有“全球基金”，各国政府和其他组织可以维持目前抗击三大疾病的势头吗？

　　卡云勒卡亚：我们主要是与各国的卫生部门一同工作，提供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治疗，这些部门直接或间接受到拨款减少的打击。若各国的卫生部门无法获得稳定和可预计的拨款，“无国界医生”或其他组织将无法填补资助的不足。

　　在我们工作的一些国家，即使在宣布削减拨款前，有关当局要提供艾滋病治疗已经十分艰难。以津巴布韦为例，该国已经需要依赖缓冲库存填补药物的不足。通过有效率的措施和创新的方式提供护理，尚可能继续小规模地扩展治疗。若不大量投入新资金，将不可能按现时的所需程度，具有远见地扩展这三种疾病的治疗。

　　许多受影响的国家在防治工作方面已经取得极大的成功。这些国家正尝试采取艾滋病防治新策略，去遏制艾滋病继续肆虐。乌干达希望透过投入双倍的资源，加快增加接受艾滋病治疗的病人数目；肯尼亚正计划为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提供终身的抗艾滋病病毒治疗，此举将可降低出生婴儿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个案；其他国家，如莫桑比克，希望提早为病人提供治疗并使用较佳的药物，让病人可以活得更久和减少新的感染。最新的研究显示，艾滋病病毒感者接受治疗不仅让患者自身受惠，亦可以减少病毒传播的机会，有效地保护整个社群。

　　现在不是停止资助的时候。

　　别在这个时候让救护车停下来

　　《望东方周刊》：但许多国家的理由看起来很合理？

　　卡云勒卡亚：我们明白目前的经济环境相当困难，许多富裕国家的人正面对艰难时刻。但我们需要维持足够的国际资金以进行医疗援助，相较于富裕国家的整体国家预算，贫穷国家需要用以挽救生命的资金仍然是微乎其微。别以为通过分配医疗护理资源，就能减少需要接受治疗的人数，这不能解决问题。捐助机构和因这些疾病而失去国民生命的国家，现在都需要加紧应对挑战。我们需要落实多个正在研究的拨款机制，例如被广泛讨论的金融交易税。但这些新机制落实需要时间，当务之急是要让多国担当起领导角色，提供必需的拨款，使数以百万计的病人能够获得挽救生命的治疗。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拨款的成效，别在这个时候让救护车停下来。

　　“全球基金”董事会是时候改变被动态度，要为目前的紧急情况敲响警号──基金必须拒绝妥协于有限度的护理，不可因捐款组织拒绝施予援手，而磨灭了抗疫的雄心壮志。基金董事会必须在未来半年内召开捐款机构紧急会议，以筹集资源，为各国在2012年提供新一轮拨款申请的机会。已承诺拨款的捐款机构也需要兑现承诺。各新、旧捐款组织，都必须开始行动。“全球基金”踏入第10年，却在这一年为全球留下了抗击三种致命疫情的3年空隙这份苦涩的礼物。这是难以接受和不合情理的，捐款机构必须兑现承诺。

　　我在“无国界医生”工作期间，曾目睹病人死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但在过去数年间，我也看到了大部分病人在这三种疫症中存活下来。“全球基金”是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医疗计划的关键，数以百万计的人今天能活过来，已印证了它的成功。我们完全不能承受错失这个抗疫机遇的后果，我们现在需要给予疫情最后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