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同步转型或加剧贸易摩擦

　　

　　今年3月初，美国众议院通过《1930年关税法》的修订案，以扫清对中国和越南等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法律障碍。中美贸易摩擦再起波澜。

　　产业为贸易之本。美国近期频举“贸易大棒”与其产业调整密切相关。在中国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再工业化”。中美两国经济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互为“镜像”。这种可能引起“撞车”的同步转型正在成为影响两国贸易的长期因素。(《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4期)

　　

　　“再工业化”引领美国经济深度调整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重新重视和发展制造业，“再工业化”成为美国摆脱金融危机泥淖的战略举措。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随着日、韩、中、印等国制造业的崛起，美国在漫长的“去工业化”之后，开始了金融及衍生产业等高风险“虚拟经济”的繁荣。金融危机的惨痛经历，让美国国内主张发展制造业、改变经济过分依赖服务金融业的呼声不断高涨。复兴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向高增加值转换、提高其竞争力重新成为美国的政策议题。今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时强调，为使美国经济“基业长青”，美国需要重振制造业，鼓励企业家把制造业工作岗位重新带回美国。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戒骄认为，目前美国各界普遍认为，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是经济活力的源泉，在国家长期繁荣中起关键作用。制造业不但可以创造高技能工作岗位，而且可以通过出口和吸引投资为国家带来财富，通过技术扩散促进其他产业发展。

　　“再工业化”和重新振兴制造业客观上要求美国采取措施，缩小与外国竞争者的成本差距，以使美国对制造业更具有吸引力。目前，美国已经或正在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加强振兴制造业的有关立法工作；鼓励制造业研发创新及产业化；大力培育新兴先进制造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为制造业提供积极的金融支持；降低美国制造业的税收负担，并使暂时性减税措施永久化，以提高美国制造业吸引资本和投资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进行的“再工业化”，不是恢复传统的制造业，而是在既有产业基础上的“二次工业化”，实质上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推动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成为“再工业化”的主攻方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说，在美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基建、科研、教育、可再生能源及节能项目、智能电网、医疗信息化、环境保护等成为投资重点。

　　种种迹象表明，在经历了数十年去工业化的产业转移之后，美国正在试图努力夺回制造业霸主的地位。

　　（责任编辑：林秀敏）

　　

　　同步转型可能加剧中美贸易摩擦

　　当美国制造业重整旗鼓之时，中国制造业也在调整升级。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走上了相似的经济转型之路。

　　隆国强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品技术含量提高，中国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了更多的竞争。随之而来的是，中美贸易摩擦频发。

　　自去年以来，美国频频针对中国企业发起“337调查”，涉及新材料、新技术的专利产品占很大比例，遭受调查最多的是机电类专利产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企业遭受“337调查”案件中，九成以上涉及专利。

　　在美国涉华知识产权纠纷增多的同时，其他领域的贸易摩擦并未减少。2011年底以来，美国不断发起针对中国企业的调查，中国输美螺旋形弹簧锁垫圈产品、太阳能电池板、晶体硅光伏电池和组件产品、钢质高压气瓶、应用级风塔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等，均被美国商务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等部门陆续纳入反倾销、反补贴范畴，中国相关企业损失巨大。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月22日宣布，对平板电脑、激光打印耗材、照相手机等三类产品发起“337调查”，共涉及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数十家企业。如果调查确认相关公司存在侵权行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禁止相关公司产品出口到美国。

　　中美贸易摩擦正向纵深领域发展，不仅涉及传统贸易领域，还涉及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甚至牵扯到国家能源政策。隆国强判断，中美贸易摩擦事件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范围将越来越广，贸易摩擦焦点将由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转移。

　　正确看待贸易摩擦

　　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崛起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原因。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未来可能不得不面临“双线挤压”：既要应对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对低端制造业的争夺，又要应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对高端制造业的争夺。

　　隆国强说，贸易摩擦发生的领域虽然在增加，但占中美贸易的比例依然不大，不能因为摩擦的存在而因噎废食。对企业来说，应该研究和关注国外政策动向，了解行业情况，了解进口国同行的状况，早作准备，尽量避免遭受双反调查。同时，国内企业间也要加强交流协作，避免内部恶意竞争，让国外企业渔翁得利。

　　即使发生贸易摩擦，中国企业也不必过分紧张。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建议，我国可利用行业协会、国际知名中介、海外商会等民间机构与国外企业加强沟通交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王孝松博士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时，日本曾派出大量行业组织去美国游说，通过改变美国利益集团看法，进而改变美国对日政策。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经验，增强与美国利益集团的沟通。

　　在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看来，对美国“再工业化”不必过分担忧。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远高于中国，同时受到政府财力限制，美国难以持续提供相应的补贴促使制造业回归。如果美国为发展制造业将部分资本撤出中国，中国正好借机强化自主创新能力，走一条逐步摆脱对外资依赖的振兴之路。

　　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说，我国企业应注意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不要单纯依靠优惠政策发展，应调整发展思路，进行创新和有意义的对外投资。同时，外贸转内贸也是一种思路。尽管企业可能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与其一味出口屡遭双反调查，不如转向国内市场，开发内需。(半月谈记者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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