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首长拍脑袋到民主决策

　　最近，有几起跟公共决策有关的事件影响较大。一是青岛的退坪种树；二是福建泉州港的试图改名。青岛退坪种树，拟投入不菲的资金，且已在进行当中。泉州港的改名，在遭遇质疑后，已被叫停。

　　这两起事件，尽管背景大不相同，但也有共同之处——当地政府试图制定或实施的公共决策，遭遇民意的反弹，且置相关政府部门于尴尬之中。如在青岛，一些市民以各种方式向政府提出质询；在泉州，当地民众则将一个千年古港的意图更名定性为“瞎折腾”。

　　看起来，政府的相关决策不仅没有赢得民众的支持，反而引来不少的反对意见。而在如此表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一些政府决策行为既没有做到科学化，也没能做到民主化。决策程序难言规范，这给决策执行阶段的不顺埋下了伏笔。

　　这两起事件均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思考，一者是在技术层面（其中也包含了价值判断）。比如，青岛退坪种树本身是不是合适，泉州港改名是利大还是弊大——如果决策的科学性强，就说明青岛理当退坪种树，泉州港理当更名；二者是在程序层面，不管青岛该不该种树，泉州港该不该更名，两个地方的决策，至少没能很好地展现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化。

　　公共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不是什么新提法。可是，在我们的社会现实当中，非民主、非科学的决策至今仍不鲜见。有时候，政府部门，特别是一些主要领导习惯于“拍脑袋”，决策缺乏民主基础和科学依据，或许出发点并不差，但其结果往往不能令民众满意；有时候，决策过程很粗放，政府官员说了算，根本不听取社会上方方面面的意见，结果在实施过程中，漏洞百出。

　　就拿青岛种树一事来说，种树本身当然不是什么坏事，那为什么会激起民众那么大的反应呢？原因在于，花费巨资退坪种树值不值得，政府没给民众一个交代；树种在哪些城区，没有跟社会沟通——是在绿化本身就不错的城区“锦上添花”，还是给较落后甚至“脏、乱、差”的城区“雪中送炭”？当地政府缺少一个说法；另外，这么大一个跟当地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决策，如果提前开一个公众听证会，更多征求社会意见，是不是显得更好呢？

　　可惜，在职能部门开始实施退坪种树之前，民众对此决策缺少必要的知情，政府决策与公众意见之间，缺乏起码的沟通。也就是说，退坪种树这一事件，在决策的民主化方面做得远远不足。由于政府决策和公众意见之间丝毫没有联系，也对决策的科学化多少产生影响。公众意见未必都是对的，但如果决策程序规范，决策过程透明，则一定可以从民间意见中吸取到智慧。政府决策当然不必一味顺从民意，但尊重民意却是必不可少的。

　　一项理性的政府决策之所以理性，是因为它以“社会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即政府应当选择给社会带来的收益最大限度超过所付成本的决策。那么，怎么实现政府决策的“理性”？答案就在于决策过程要民主化，要科学化。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决策之前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特别要注意听取不同乃至反对的意见，并从中吸取合理的成分。但如果决策过程缺少民众参与，公众甚至压根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公共决策正在酝酿，又如何能够有效参与呢？决策的科学化自然因此而大大打折。

　　过去在一些地方，由于决策权力的垄断和错位，使决策活动离民众越来越远。今天出版的《求是》杂志，刊登了温家宝总理的一篇文章，题目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决策权力的垄断和错位，其实也是权力没有在阳光下运行的一个结果。政府决策民主化不足、科学化不够，导致胡乱决策和失误决策，既使当地政府的行政效能下滑，又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某种意义上，青岛退坪种树和泉州港更名引发舆论聚焦，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倒起到了提醒与劝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