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路诸侯角力 三路梯队分野

陈浠;杨颖桦 2012-04-21 01:17:25  

　　核心提示：但与存量对比，顺畅流通民营资本血液的江苏强势明显，北京、广东表现稳定，上海、深圳势头有所放缓，山东则是感觉喘不上气。

　　“上市”二字，牵动多方神经。

　　目前，A股上市公司达2374家，此外，还有超过600家企业正步步走近A股IPO。截至4月19日，证监会发布的信息显示，发行监管部和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分别接到357家和309家企业排队上市。若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其他后备上市企业，数据将更庞大。

　　增量之中孕育变化。例如，本报记者梳理登榜的35个省市区（含计划单列市）在这张拟IPO企业大地图中驻扎的份额，排名前7位仍是传统的资本市场重地——江苏、北京、广东、浙江、上海、深圳、山东。

　　但与存量对比，顺畅流通民营资本血液的江苏强势明显，北京、广东表现稳定，上海、深圳势头有所放缓，山东则是感觉喘不上气。

　　资本实力演变：江苏领衔京企扎堆创业板

　　20余年的A股上市公司历史，成就了若干资本市场的强势省市。

　　以存量计，超过100家上市公司的省市有7个，分别为浙江、江苏、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山东。组成第一梯队板块。截至4月20日，上述省市上市公司数量分别有229家、220家、205家、192家、177家、174家、145家。

　　第二梯队与第一梯队落差甚大，拥有50-100家的省市同样有七个，最多的四川有87家，但与第一梯队末席山东相差18家。其余6省市为福建（81家）、湖北（80家）、安徽（77家）、湖南（71家）、辽宁（66家）、河南（63家）。

　　余下省份上市公司数量均不足50家，宁夏、青海、西藏最少，分别只有12家、10家、10家。

　　但变化一直发生，证监会发布的拟IPO企业名单中，正可印证各方实力的此消彼长。

　　“江苏、浙江一带，跟珠三角地区有相似的特征，企业民营化、市场化程度高，民营经济在这里最活跃，民间资本实力强大。加上公司治理结构比较规范，历史上商品经济意识发达，这里的上市公司资源确实源源不断。”4月19日，长城证券研究总监向威达对本报记者表示。

　　根据证监会4月19日发布的名单，江苏以90家排队上市企业强势居首。存量第一的浙江（不包括宁波的11家）势头稍逊，排队上市企业72家。

　　北京表现稳定，以86家排队上市企业位于次席，但稳定中孕育着重要变化——拟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达62家，占比72.1%。

　　浙江、江苏、上海、深圳、广东、山东分别为43.5%、46.1%、42.6%、45%、43.2%、46.1%。“尝试做好高新板块”方面，北京显然行动迅速。

　　广东排队上市企业为74家，与江苏、北京跻身前三。浙江、上海、深圳排队上市企业则分别为72家、49家、38家，与存量相比，其势头不温不火。

　　第一梯队末位的山东排队上市企业仅26家（不包括青岛2家），与前6位差距甚大。

　　“山东是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均衡发展的地区，也聚集一批品牌企业，特别是青岛、烟台等地，本该在资本市场更有作为。具有很大地理区位优势的湖北也是如此。”向威达表示。

　　让人稍感失落的还有东北老工业区，其排队上市名单上并无起色。其中，辽宁（不包括大连3家）占17家，黑龙江5家，吉林仅3家。

　　“东北老工业基地强大，但如今结构转型跟不上，资本市场表现出来的与其在经济上的份额不相匹配，感觉比较可惜。”向威达称。

　　产业新版图：趋同布局战略新兴

　　“央企扎堆，占据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优势，北京上市公司平均体量大，各行业优势明显。”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董登新如此分析北京上市公司在传统产业的优势。

　　不仅北京，全国上市公司版图中，传统产业的地域特色俯拾即是。

　　“珠三角强调创新，广东上市公司产业结构与TMT产业的相关性很大，房地产在这个地方的比重也较大；江浙一带从产业结构讲，一是医药、化工产业集中，一是房地产板块占比大；有些地区，像山西、云南等，特征是资源禀赋型的，云南是有色金属上市公司多，山西、河南则是煤炭企业多；中部板块，像安徽、湖北、湖南，大机械制造在全国很有特色。”向威达分析。

　　但如今，变化在每个区域的传统产业结构上翩然而生。

　　浙江排队上市公司中，唐德影视与东阳青雨影视注入些许文化意味；湖北名单中也有龙辰科技、华灿光电、立得空间等信息功能材料、卫星导航应用服务系统等行业的公司；新疆则有美克化工这样的高分子材料公司。

　　变化甚至趋同。深交所2011年下半年出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现状及特点分析》分析，各地“十二五”规划中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及各地相关上市公司分布看，“同质化”苗头已现，地区性竞争在所难免。如京沪粤等经济发达地区，几乎均对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全覆盖，在上市公司产业分布上也没有显著性差别。

　　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受各地经济规划操刀者的青睐。

　　“十二五”规划的描述中，几乎每个省市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都会重书一笔。重庆的说法是实现产值1.42万亿元，安徽与贵州也提出要实现产值1万亿元、500亿元；内蒙古提出产业比重超过8%，陕西则要超过15%；湖南与宁夏以增长率说事，分别计划年均增长超过20%和30%。

　　上述报告指出，从企业的上市情况分析，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冷热不均”。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及节能环保等具有一定传统产业性质的新兴产业备受关注，甚至于“过热”，而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产业由于技术和资源瓶颈难以突破，受到“冷落”。

　　“过于强调产业划分，容易造成拟上市企业和中介机构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标签的‘偏爱’，以达到尽快实现上市目的。”报告作者佘坚提醒道。

　　IPO“保育员”：金融办扩权强势助推

　　上市公司对区域经济影响颇大。

　　经济增长、税收增加最直接。根据2011年深圳在境内上市的25家企业财务数据统计，25家上市企业2010年主营收入合计582.9亿元，平均每家23.32亿元；净利合计43.05亿元，平均每家1.72亿元；纳税合计26.23亿元，平均每家1.05亿元。

　　关于上市公司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2005年北京证监局时任局长张新文有一个简短、实在，但富含信息量的说法——上市公司是当地的融资窗口，能促进区域经济形成支柱产业，并形成产业链，还能促进规模企业形成，带动区域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还能产生示范效应，并且上市公司聚集的地方，人们愿意来，促使地价上升，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这一逻辑，大致能解释各区域热衷于推动当地企业上市的激情。

　　激情需要载体承接。由于包括推动企业上市在内等推动金融产业发展需求的存在，地方金融办应运而生。

　　2003年左右，上海、大连、深圳等地便成立最早一批金融办，但开始仅被定位为议事协调机构。直到2008、2009年地方机构改革，各地金融办纷纷独立，才拥有更多话语权。

　　“金融办在推动地方企业上市方面的作用非常大。”某合资投行董事汪杰对记者表示，其作用包括培育合适的潜在发行企业，出台有关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企业发展壮大；协调当地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农信社的关系，在政策上给予适当倾斜。

　　地方金融办还要加大外部扩展力度，引进私募股权基金（PE）、风险投资（VC）等机构，实现股权价值的合理实现；与全国各大券商展开合作，让其参与前期发行辅导，对企业上市予以引导和规范；材料制作与申报过程中，积极协调当地证监局、发改委、财政厅（局）等监管审批机构关系，推进有关进度。

　　“从金融办的权力扩大这一点，也可看出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资源的重视。顺理成章地，每个地区都想分割资源，区域角力也就在所难免。”一位券商人士分析。

　　地方暗中角力：政策支持各有侧重

　　“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个地方的上市配套力量，包括保荐机构、股权投资机构、金融机构等越强大，自然对本地企业改制上市很有好处。”向威达分析。

　　上市配套力量向来受地方重视。以PE为例，多数地方基金注册门槛颇高，但这些地区为吸引基金入驻，便给予相应注册奖励。例如，北京市对于注册资本10亿元以上的，补助1000万元；注册资本5亿元以上的，补助800万元；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补助500万元。

　　深圳亦很重视此点。该市2011年出台《深圳市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资金申请操作规程》，推出“自然人作为普通合伙人执行20%税率”的税收政策。

　　“对于身边的拟上市企业资源，深圳众多股权投资类企业不会轻易放过。”前述券商人士称。

　　另一个数字或亦可作为例证——深圳40家排队上市企业中，有18家的保荐机构均是本地券商。

　　相对而言，各类配套上市金融机构成长对当地企业的助推属细水长流型，而地方政府的规划与政策，直接影响上市企业的兴衰走向，其提出的思路对比即是各地角力的集中体现。

　　北京打出的牌可总结为“固化国企板块，尝试做好高新板块，加速文化创业板块”。

　　与此相比，深圳发展资本市场更注重于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建立“高、新、软、优”现代产业体系。

　　“资本市场安全区”是江苏发展的一个概念。此前，江苏证监局局长左红曾表示江苏正为此而追寻、构建。

　　浙江省金融办主任丁敏哲2011年分析该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时提出，放眼全国，浙江最具条件建设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民间财富管理中心”。

　　相对落后的山东亦提出“加快发展和利用资本市场”。山东省金融办主任李永健4月19日表示，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对资本市场发展提出新要求，必须创新思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快发展和利用资本市场。

　　“地方政策的鼓励政策差异大，有的对IPO看得很重，有的较忽视。但地方政府不该介入太深，有些地方的金融办、发改委，直接渗透到企业督导IPO的规划，行政化色彩太浓，容易引发道德风险。过分鼓励上市，有些投机企业更会跃跃欲试，等于加大资本市场的风险。”董登新提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