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

2012-04-28 02:28:17  

　　核心提示：哈佛大学出版社在去年10月出了一本写邓小平的书，作者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已经荣休的著名东亚研究专家傅高义先生。

　　哈佛大学出版社在去年10月出了一本写邓小平的书，作者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已经荣休的著名东亚研究专家傅高义先生。据我所知，这半年多来国内有20多家出版社都表示有意出版此书，因为傅教授这本书应当算是世界上第一本全面研究和记述邓小平政治生涯的著作。当前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在世界上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与邓小平显然有着绝大的关系，这使更多人对他有了解的愿望，所以此书上市后在欧美市场上一直很走红，前些日子曾与《乔布斯传》一起多日名列《纽约时报书评》的畅销榜前列。

　　对于邓小平其人，搞经济的，搞政治的或搞历史的，当然还可以分出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必然会有很不同的解释与评价。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从时间上说邓小平离我们还是太近了，与他有关的很多事情，他在历史上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今后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功过是非也许只能等到时间再久一点才会逐渐变得更加清晰。

　　顺便说一句，我们看一些今天被奉为经典的著作，当年作者写它的时候，其实都与现实有着很贴近的关系，甚至有着时论的性质。比如有一些政治学名著，像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柏克的《论法国革命》或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等，都是针对作者当时一些很现实的政治问题而发。甚至我觉得，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这样的神学著作，其中很多内容也是对公元4世纪罗马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尖锐批判；柏拉图讲修辞学的《高尔吉亚篇》中的不少内容，则可看作对他身处其中的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那些巧言令色之徒的针砭，就像今天我们这里一些知识分子干的事情一样。这些著作现在被人奉为经典，不但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理论问题，也因为它们是作者对身边的事情做出的强有力回应，与当时发生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可能并没有把它们作为经典理论来写，当时的读者大概也没有把它们当作经典看待。所以我在读这一类经典时时常有一个想法，不了解眼前政治的人，政治理论怕是也做不好，因此便有一句话愿意与大家分享：政治学经典未必一定是从思考现实政治中产生，但现实政治绝无可能仅用经典著作去设计。

　　那么，我们所面对的政治现实是什么呢？邓小平虽然已经去世十五年了，但是我想在座的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其实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不但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没有多大变化，甚至他的权力的影响也仍在继续。

　　邓小平今天被人誉为伟大的改革家，但我从阅读傅高义的书中得出一个感觉，邓小平的第一考虑并不是改革。那么他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他的第一考虑，是在毛泽东给他留下的烂摊子上，为中国社会做一点实事。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为改革而改革的人；不是改革的愿望为他提供了行动的动力，而是行动的愿望为他提供了改革的动力。在这一点上他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年戈氏搞改革打出的旗号是“公开性”，基本内容是开放言论自由和苏共党内斗争的透明化，结果使苏共对整个社会失去了控制，先不讲我们是否喜欢这种事，它是导致苏联体制垮台的直接原因，是没有人怀疑的。用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说，这叫“理想高远，技术低劣”。邓小平显然与此相反，相比理想而言，他的技术更为高超。对于他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的作风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以为是很有必要的。傅高义先生像很多人一样，在书中经常把邓小平称为“实用主义者”或“实干家”（pragmatic），只有这样来认识邓小平，你才能理解邓小平时代的许多特点。这种务实精神，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的立场，我以为既是邓小平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现在中国存在的许多制度性问题的原因。

　　邓小平既然有这种不为改革而改革，而是要干一番实事的愿望，因此他必须利用中国共产党这个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资源。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这个东西千万丢不得。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这种想法也看得异常清楚，所以他嘲笑当年的很多西方人，他们以为邓小平的务实的精神会使他把中国带上西方式的道路，其实邓小平对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有着非常固执的排斥态度，所以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大错而特错了。由此我也觉得，傅高义用来形容邓小平“pragmatic”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有着双关的意味，它再好不过地反映着邓小平的双重性：他不需要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要坚定维护党的领导地位；他要维护这个组织，是因为邓小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不借助于这个组织体制，他什么事也干不成。

　　组织路线的传承性和重要性

　　傅高义先生说，邓小平坚信“共产党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它的目标和工作方式。”这也就是说，虽然邓小平不想改革中共的基本体制，但他的目标与建立这种体制的毛泽东大不相同。毛泽东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政治路线定下来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不接受毛的治国路线，但他并没有背离毛泽东这种组织思想，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与毛泽东时代的继承关系。他为了实现自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治国路线，不是给这个体制动大手术，而是要让它换一换脑筋。所以我以为，他所带来的最大变化，也可以说是他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通过改变任免干部和考核干部业绩的标准，使整个中共干部队伍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当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也有不少曲折和反复；他不断强调不能再闭关自守，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让干部有更多机会了解外部世界，开阔他们的视野，这对于改变其思想观念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多么重视，我们翻一翻《邓小平文选》便可知道。他讲干部问题、讲组织工作或接班人的言论很多，大多都是在要求党的各级领导要改变思想观念。

　　经过这些人事上和政策上的不断努力，自邓小平执政以来，我们的官员逐渐从一个严重受到意识形态禁锢的队伍，变成了一支更加开明务实、以追求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的组织。对整个领导阶层在组织上的这种有效控制和推动其观念变化所做的努力，使治理的目标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断为经济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所以张五常先生在前两年曾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制度。我们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些有联邦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也在讨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他们的这种判断不管有何争议，它是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今天的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都知道，你治理的那一方水土如果经济上不去，你的仕途也肯定没有多大戏。

　　邓小平知道维护中共这种组织体系的重要性，而这个体制能够有效运行，关键又在于它的领导人是否有权威。有这样一种考虑，使他的领导风格中有了另外一个鲜明特点，即他几乎从来不在基本政策上主动率先搞改革。有朋友曾对我说，邓小平其实是改革开放的“总批准师”，我觉得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确实，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前十年一些重大事件，例如，始于1978年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来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乡镇企业，再后来的价格双轨制的实行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大政策的转向，这些事情在中国摆脱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的束缚，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们几乎全都不是邓小平本人提出和发动的。甚至建立经济特区这一突破计划经济最重要的创举，按傅高义先生的分析，也是最先由谷牧等人提出，邓小平的功劳只是给它起了一个“特区”的名字，因为他记得过去自己领导过晋冀鲁豫就叫“特区”。邓小平不但不是所有这些事情的首倡者，有些事情他最初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发生（如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乡镇企业）；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成效尚不明朗（如包产到户和个体经济），或是政策的落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济特区早期出现的严重腐败和走私问题），邓小平也迟迟不愿公开表态给予支持。对于这些事情，傅高义先生在书中都有很详细的记述。

　　事实上，我觉得这反映着邓小平最高明的一面。傅高义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在邓小平搞改革之前，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在经济改革上都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因此邓小平缺少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他在改革的政策上不亲自出击，这非但不能证明他的无能，反而证明了他的智慧。如果说“无为而治”不是指无所作为，而是不过于积极主动地去设计社会，只以顺势而为的方式进行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可以算作一个“无为而治”的典范。

　　又“无为”又“实干”

　　此外，为了理解邓小平这种执政风格的价值，我们也必须明白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它承受不了最高领导人犯下大错误的代价，而这种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力不足，又易于让当权者犯下大错误。在这种体制下，如果一号人物出了大错，是会让整个国家和社会伤筋动骨的。

　　虽然邓小平领导现代世界最为意义深远的变革，可是他却从未正式担任过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按他的分析，这主要是因为邓小平在三中全会时还没有配备好自己的班子，实力有所不足，他不想为了争夺权力破坏党内团结，损害国家建设的大局。我认为，这些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却不足以深入解释邓小平在领导改革中那种收敛的风格。即使80年代他在党内党外声誉最高的时候，他也仍然强调对一些缺乏经验的重大改革措施一定要保持谨慎的态度。他一方面深知毛泽东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也很清楚，在这种体制中，必须让人们对最高领导人保持一定的敬畏，用傅高义先生的话来说，要让人们“对胆敢蔑视权威可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后果要有所惧怕。”（傅高义语）在中共领导集团内部，为了保证纪律得到遵守，仍然严重依靠个人权威，因此维护这种权威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事情。

　　所以，对于邓小平这种一直甘心于不要正式名分的做法，我们不妨做另一种理解。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保证自己不犯大的错误，必须与一些容易惹上麻烦的事情、容易引起争议甚至党内分裂的事情，保持一定的距离。由此来看，邓小平这种不要正式名分的做法，使他能够在当老大和老二这两种角色之间游刃有余：他既可以在引领发展的大方向上当老大，使国家不至偏离改革开放的路线，又可以在承担直接责任上只当老二，使自己避开亲自参与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所包含的风险，从而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

　　邓小平作为一名实干家，他深知中国的出路只能在于打破一些旧框框，所以愿意让手下人在政策上大胆进行尝试。只要他看准的事情，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他都会意志坚定地做下去。这方面一个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例子，也是傅高义在书中反复提及的事情，就是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提出让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这个在八九十年代不断被宣传机器重复的目标，是因为邓小平当年访问日本时听到，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曾在60年代制定出在10年内让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从而大大刺激了日本经济在70年代的高速增长。邓小平访日时这个目标已经成为现实，这让他对日本的经济振兴计划印象深刻，念念不忘。他在征求了中国和世界银行专家的意见后，确信中国在20年内，即从1980年到2000年，经济翻两番是一个现实可行的目标。于是他开始坚持不懈地鼓吹“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口号。在此后十几年里，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他从未放弃这个想法，这也是他在1992年看到经济有可能大滑坡、通过南巡再次发动新一轮改革

　　浪潮的原动力之一。

　　正是由于邓小平的这种坚持，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他所发动的改革开放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至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如果用翻两番这个目标来衡量，甚至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的功绩，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和赞扬。以我这个不可救药的主观主义者来看，邓小平最大的功绩，正如前面所说，就是他通过引领改革开放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诱导中共干部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他保留了毛泽东为他留下的中共这个组织系统，但他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它所提供的制度平台，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一观念革新的自选动作。

　　这种观念的变化到底有多大，我不妨举一个前不久刚发生的现成例子。常有人说中国不接受普世价值，我以为这话只是部分正确，如果“自由贸易”也算是一条普世原则，那么它确实被中共接受了。在前不久刚结束的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商务部长陈德铭针对美国国会通过了对中国货物的反补贴法案，批评美国破坏自由贸易的规则。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听来很正常，但是如果放到30年以前，你听到一个共产党干部教训美国人不遵守自由贸易原则，那会成为天下最大的奇闻。邓小平让中共的干部队伍接受了市场、效率和致富的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少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国官员与30年前的干部在经济观念上的差别，要远远大于今天的奥巴马和30年前的里根总统。

　　伟大的人和伟大的“立法者”

　　傅高义先生回顾中国历史，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所有政治领袖，从同治年间的洋务派到清末的变法派，从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到后来的蒋介石，再到领导中共夺取政权的毛泽东，都有一个想让中国富强的心愿，但只有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这个追求富强的百年大梦才真正变成了现实。

　　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这一点大概没有太大疑问。历史上的伟人有很多，但他们伟大的原因却各有不同，如果我们对这些伟人进行分类，邓小平属于哪一类伟人呢？

　　在现代世界，经济现代化搞得比较成功的强权人物，我们也可以举出一大堆。最早的人当属德国的宰相俾斯麦，他也是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不但统一了德国，而且使其成为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世界强国。现代亚洲和拉美也有一些带有威权主义色彩的统治者，如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台湾地区的蒋家父子和智利的皮诺切特等人，他们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上都有出色的表现。邓小平与他们的最大区别是，中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要大得多，所以他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对世界的影响自然也要大得多，但是仅以成功的性质而论，邓小平和他们并无太大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可以称为他们中间最了不起的一位。我想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他们的经济成就给各自国家和地区造成的影响也大为不同。其中有一些地方，在他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基础上，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政治制度的转型，例如西班牙、韩国和台湾地区；还有一些国家，这种政治转型则经历了十分痛苦的社会动乱，例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不言而喻，这种转型方式的不同，肯定会影响到后人对这些政治人物历史地位的评价。这是我们在评价邓小平的历史作用时应当给予考虑的。

　　另外，在西方历史上，伟人的先贤祠里还有一类伟人，是我们中国不太多见的，即所谓的“立法者”（lawmakers）。以古典世界而论，有斯巴达的吕库古，雅典的梭伦或罗马的罗穆路，还有为犹太人立法的先知摩西和后来编订法典的查士丁尼；近代社会则有逼英王约翰签下《大宪章》的贵族、“光荣革命”的参与者和美国的宪法之父。他们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不是因为在经济上取得了多大成就，而是因为他们制定的规则形成了一种悠久的制度传统，使权力的运作逐渐变得有章可循，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制度框架，为政治的良性演进和社会繁荣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是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立法者”呢？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也可以称为这样一个立法者。我们不妨拿一件事为例来说明他这方面的贡献。他在1997年去世时，无论国内国外，整个世界风平浪静，对他只有缅怀和纪念，但基本上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担忧。各位千万不能小看这件事情，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最高领导的病重或去世，是会让整个世界神经紧绷的，唯独邓小平这样平静地离开了我们。他以此事证明了自己确实以身作则废除了中共的终身制。他使中国权力层的游戏规则相对而言变得比较稳定，有了更多的可预见性，如果只从这个体制本身来考虑，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是十分出色了。

　　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果，至少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使顺利的制度转型具有潜在的可能，但它将如何发生，仍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他的后人如何解决他留下的问题，同样关系到对他的历史评价。如果因为体制问题而引起一些问题，邓小平取得经济成就而在历史上享有的美名就会大打折扣，人们对他的看法也会与今天不同。当年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俾斯麦就是一例，他把德国带入超强经济国家的行列，但是由于政治转型没有跟上，德国后来却陷入了军国主义泥潭，这使今天的人们对他的评价大为降低。相反，如果能够在邓小平的经济成果基础上，比较顺利地完成制度转型，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我们中国历史上不缺伟人，但在现代中国，真正能够称得上“伟大的制度”建设者的人，即刚才我所说的那种“立法者”，却是极为罕见的。我们有出伟人的传统，却没有建设伟大制度的传统，但是正如布莱希特所言，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邓小平本人确曾意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早在1980年就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我在前面特别强调邓小平在转变中共领导干部思想观念上的功绩，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决定着我们如何用行动去塑造这个世界，在政策和路线调整上是这样，在制度建设上同样如此。如何让未来的政治发展从不确定变得比较确定，让更多的人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环境及其前景抱有信心，就像邓小平通过不懈的努力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产生了信心一样，这取决于我们对制度所持的想法。

　　伟大的人不管因为取得什么成就而成为伟人，他一定是个一向令人信服的人。同样，伟大的制度也应当是一种能够长久令人信服的制度。

　　（本文的思想曾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人文与社会跨学科系列讲座上讲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