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变脸”，我们如何应对

　　5月以来，全国多地出现多次极端高温事件。5日立夏当天，北京以31摄氏度刷新了近5年的立夏最高温纪录，而南方的广州则迎来密集的雷电和暴雨，俨然一座水城。

　　在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越来越频繁。过去一年里，非洲东部发生近6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泰国遭遇连续4个月的洪水侵袭，我国西南等地频遭高温热浪袭击，以及持续暴雪肆虐欧亚大陆……人们不禁要问，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啦?

　　据统计，我国气象灾害损失占自然灾害总损失的70%以上，应对气候变化，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

　　一个主要原因：

　　全球气候变暖

　　是什么使得“老天爷”如此乖戾无常，是天气的自然变化，还是人为因素的影响？显然，任何单一的因素难以解释如此复杂的气候变化。专家认为，许多极端天气的出现依然是自然和人为气候变化的综合结果。今年3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推进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指出，极端天气与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息息相关。

　　该报告称，1950年以来的观测数据表明，人为影响而导致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已经改变了世界部分地区天气气候事件出现的强度和频率。比如，人为影响已导致全球极端日最低和最高温度升高，极端降水增强；人类活动已导致平均海平面上升，对沿海极端高水位事件的增加产生影响。这一趋势在我国得到了印证。国家减灾委员会主任秦大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上世纪中叶以来，我国主要极端事件的频率和强度都有明显变化。比如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增强的趋势，我国夏季高温事件明显增加等。极端气候事件引发的衍生和次生灾害也呈上升趋势。”

　　“以变暖为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正在使一些地球系统失去原有平衡。例如，海洋与大气环流模态的改变、北大西洋温盐环流的调整、北极海冰快速融化等。这种变化最直接的威胁就是气候规律发生改变，台风、强降水、高温干旱、低温冷害、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发生的频次和强度、持续时间、地点等超出了以往的观测事实和基本常识。”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解释说。

　　由于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报告称，整个21世纪全球日温度极暖事件的出现频率和幅度将会增加。许多地区的强降水事件发生频率或强降水占总雨量的比例可能增加，热带气旋的最大平均风速将可能增加。

　　两个关键因素：

　　暴露度、脆弱度

　　预估中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将会增多、增强，生活在地球的人们是否将不堪承受？我们是否要为将来的多灾多难惶恐不安？其实，极端天气并不必然导致人类灾害损失的扩大。报告称，极端影响可来自单一极端气候事件，但当暴露度和脆弱性高时，非极端事件或一系列复合气候事件，都有可能给人类、生态或自然系统带来严重影响。

　　“极端事件影响的严重性，不仅取决于极端事件本身，而且取决于承载体的暴露度和脆弱性，两者是灾害风险及其影响的关键决定因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二工作组技术支持处主任克瑞斯·艾比说。打个比方，如果你在地质灾害多发地建一栋房屋，即使你的房屋是钢筋混凝土建成，降低了你抵御灾害风险的脆弱度，你还是将自己暴露在高风险面前。

　　在风险暴露方面，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一幸免。比如城市化和超大城市的发展，已经出现高度脆弱的城市社区。当然，不同的国家、人群，其脆弱度或者说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据统计，1970年至2008年，95%以上由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财政上、体制上比发展中国家具备更好的条件，因而可以有效地应对和适应预估的暴露度、脆弱性和极端气候的变化。

　　对于我国而言，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人口密度逐渐增加，基础设施承载负荷不断加大，自然灾害对城市的影响日趋严重；广大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设防水平偏低，农村居民抵御灾害的能力较弱。国家减灾委员会副主任闪淳昌说，“当前，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高度关注：一是我国是高风险的城市与不设防的农村并存。二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关联性越来越强，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经常导致次生、衍生事件，或成为各种事件的耦合。2008年的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等就是例证。”

　　这说明，我国在灾害风险面前的暴露度、脆弱度都比较高，与气候相关灾害所导致的经济损失也在增加。因此，管理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是降低暴露度和脆弱性，并提高对各种极端气候潜在不利影响的应变能力。

　　三大应对举措：

　　减缓、适应、管理灾害风险

　　目前，我国在自然灾害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多进展。在灾害预警的发布、防灾减灾的法制建设以及提高防灾意识、科普宣传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灾害风险管理水平还比较落后，在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综合能力上仍显不足，在科学基础、法律体系、体制机制等方面有待完善。

　　秦大河说，“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差，对灾害的暴露度和脆弱性更加明显，因此，适应是更为优先而紧迫的。”根据报告，2007年11月，锡德气旋在孟加拉国登陆，造成近4200人死亡。2008年5月，纳尔吉斯气旋袭击缅甸，造成超过13000人死亡。尽管纳尔吉斯气旋比锡德气旋强度小，造成的损失却高得多。这充分证明，在减少极端天气影响时，气候变化适应是有效减少灾害风险的手段。

　　为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围绕如何降低暴露度、脆弱度而采取多种措施是必要的。比如，进一步提高灾害早期预警能力和水平；持续支持极端气候事件和灾害的研究，提高科学应对能力；在城市规划、产业布局、主体功能区建设、重大工程实施等工作中充分考虑防御极端气候事件和灾害风险因素；加强灾害易发区和重要战略经济区的安全保障和风险评估，等等。这些举措将有效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和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需要清楚的是，适应气候变化并不能根本改变气候变化的趋势，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导致未来类似事件更为频繁地发生。所以，我们提出将适应和减缓并重。”秦大河说。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单位GDP能耗较高，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节能减排问题，不仅在“十一五”时期和“十二五”时期，都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而且在政策引导、技术支持上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未来极端气候事件将进一步增多，各种灾害风险将呈现更为复杂的特征，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显得尤为重要。报告建议，各国重新评估脆弱性和暴露度，并将其纳入发展规划统筹考虑；在地方、国家、区域乃至全球层面建立风险分担和转移机制；统筹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及民间组织，提高国家和社会应急响应能力，以最大程度地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