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耗费高成本迫使“刘易斯拐点”降临

　　5月11日，统计局公布4月份经济数据，4月份CPI上涨3.4%，农产品依旧是通胀主要推手，鲜菜价格上涨高达27.8%。尽管通胀从数字上环比轻微下滑，但央行在《2012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依然表示，对未来通胀依然保持警惕，因为，通胀的长期性推手是中国劳动力价格的飙升，另外各种公用事业和资源品价格管制的逐步放开也会刺激通胀。

　　事实上，如果我们倒退回5年前，然后宣称5年后中国进入城镇化率50%的状态，就会出现以农产品涨价为主的长期性通胀模式——经济学家常用的“蛛网模型”根本解释不了2年多的农产品飙升行情——那么，我相信5年前的听众无一例外都会反驳，他们会觉得政府农业投入正在加大、农业技术和规模生产正在提高，而且市民只占一半，主要的年轻劳动力还是农村人口，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的确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无论是中国台湾地区还是日本，都没有在这个50%的城镇化率就出现了农产品飙升推动的通胀行情，要知道中国内地有更大的土地和人口，更应该规避，在更晚的时候才会出现。

　　我们认为，中国通胀的重要原因是大量不必要的成本的耗费和转嫁，迫使中国过早进入刘易斯拐点。从这一点看，中国增长神话要远远劣于日本奇迹。例如，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奇迹都以很高的储蓄率转化为很高的固定资产投资而闻名，都被经济学家批评“要改变以投资为主的增长方式”。

　　但是，这种议论其实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大国的经济崛起必然伴随着一个高投资的阶段：公路网的展开、铁路线的延伸、航运的畅通以及机场的繁荣……这也是城市型聚集和规模效应驱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就像中国的高铁问题不在于高投资，而在于高投资下运营的效率。日本人可以做到投资100亿产生4亿的营收现金流，这个数字已经很不咋地，但中国更差。一旦高投资没有足够效率的运营来匹配，从而在长期实现某种财务上的平衡，那么就会断裂，就是“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以高投资而言，中国主要以官本位、没有承责意识的国有部门来运作。它的效率要低于日本，因为日本以公私合营、有政府主导，但政府部门的承责意识却比中国为高。于是，效率差距的部分就是新的经济成本负担，它以更多的信贷补贴或者财政补贴的方式分摊到整个经济体，然后通过通胀的方式更多地转移到最穷的人群身上（较富裕的人则可以通过资产泡沫来对付这种转嫁），最终迫使这种穷人劳动力不得已提价，过早进入刘易斯拐点。

　　中国经济比过去的日本更加“债务型推动”，地方政府用平台贷（土地抵押）的方式来运营城市，无论富人还是中产，都用债务升级的方式按揭贷款购买房产，大量资源向国有部门倾斜，大量金钱流向房地产，它造成强大的心理预期，甚至迫使农村人口圈地盖房，以求未来拆迁补偿（因为耕地官府更容易拿走），造成耕地的锐减和农业人口务农积极性萎缩，他们宁可入城打工，也不愿意耕种。房地产泡沫造成了租金上升，打击了城市新兴创业企业家的预算和热情，从而经济很难有新鲜血液补充。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通胀行情产生了非常奇特的“刺激+萎缩”效应，它对房地产行业是刺激和扩张的，但它对农业是抑制和萎缩的。

　　即使中国劳动力辛勤地工作，由于担心情绪的反弹，又要支付社会稳定成本。让一个人卖力工作，又担心他会不逊，从而派更多的人监督，这是典型的“古罗马模式”，它比其他经济奇迹的国家容易产生更多的不必要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必然通过税费的形式收取上来，它最终埋单者依然是社会大众，而且分担原则是越穷的人分担得越多，这也迫使这些劳动力不得已提价，让整个社会过早进入刘易斯拐点，从而形成了中国奇特的通胀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改革，只有坦然进入经济萧条时代的改革，才有可能让经济走出原来的错误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