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堕落的孩子们

　　云也退

　　我读西书译本太多，对翻译家总是感恩戴德。我拜谒过的老翻译家钱春绮先生，已于两年前仙逝于九十高龄，他译过《浮士德》、海涅诗、波德莱尔诗、瓦雷里散文，八十多岁还译出一本译注翔实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德语、英语、法语、日语皆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听法语和日语广播，因此，很自然的，我们的话题很快转到了语言学习上。钱先生说，他那个年代人特有的典雅高致，是来自开蒙教育：

　　你对私塾有了解吗？我小时候上的是私塾——不读《三字经》、《百家姓》什么的，我那时读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左传》，虽然也是死记硬背，但是，背诵确实是很有益处的。我最喜欢《左传》，我觉得左丘明的笔法是最经典的，他不用虚词，但是文句的意思非常畅达。当我把《左传》里的篇目背下来之后，在翻译中那些凝练的词句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到头脑里。

　　钱先生的态度让我有一点意外。我说的是私塾，不说鲁迅那篇收入语文课本、被用来揭露旧中国之恶的文章，私塾和旧式学堂在消失之后可谓备受污名化。民间的说法，私塾就是三个字：“念背打”——念完了背，背不出打。民间故事里聪明的孩童多半有本事捉弄先生，先生则一副酸腐秀才相，教书草草敷衍，脾气一上来就欺负绝大多数天资一般的孩子。

　　这些说法或属实情，但凡事看站在哪个角度来说。国文功底浅的，当年就算是在私塾里带头滋事，未来恐怕也无法写出令人信服的“上学记”。旧学堂就是人脚上的靴子，即便大小不合，一旦上路了你就得适应它，并设法克短求长，彼此磨合，纳为己用。钱先生就是适应它的人，但凡是能留下有意义的回忆录的民国人物，多少也都受惠于它们。

　　张倩仪在《再见童年》里引用的胡适对旧学堂的印象就是负面的，但不失公允：“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死背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显然，立场决定态度的问题，因为胡适自己得到母亲资助，得了先生特别关照，“每天总遇得几句可懂的话”，不然的话，没准他也会把先生打成见钱眼开的势利小人。但话又说回来，如张倩仪精确指出的，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荒废学龄，“这些堕落的小孩……以不成才的多，写成自传的更是绝无仅有。”

　　虽说是被动改革，但是从学塾到学堂的转变，毕竟是晚清政府在新世纪初的一个深泽后世的举措，当时清朝从省到县的各级书院都被改为大中小学堂，随后便是1905年科举的废除，张倩仪写道，自此，“一切士子由学堂出身，进士及第的价值换成了学堂的等级。”而同时，旧塾作为青少年教育最有效的机制，依然在全国各地大量保留，与新学堂长期并存，等于给中国人增加了受教育的途径。张倩仪引了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中的观点说，当时在中国，除了人烟稀少的地区外，“教育在所有地方都很发达”，这便看得出来，传统士绅文化在地方上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新学与旧学并举，虽然互有冲突，但贵在没有哪一派能一手遮天，排他性地推行一套自己的知识和话语体系。

　　钱春绮的经历非常有代表性：他最早上的依旧是学塾，但是进入中学学堂，他就能上到德文课，读到法语原版的《恶之花》。这可能是一种地域优势，据张倩仪《再见童年》中所记，上海等地方的旧学校，比之内地更加重视英文，大中小学皆如是，要知道，1872年8月11日，晚清第一批官派“留美幼童”就是从上海起航的，蒋梦麟1898年就能在绍兴进入中西学堂，更不用说从上海到广州分布的大量教会学校，江南一带可谓西学的首善之区。在晚清民国时接受教育，如果内外条件和运气够好，“学贯中西”当不是梦想。

　　《再见童年》里所引胡适、蒋梦麟、冯友兰、蒋廷黻等人言论，常让我想起一位大学同学，四年之间我听他数落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昏庸死板，进而反对中国式的英语教育，该有一千次之多。自然，他的考试成绩不值一提。日后我在网络论坛上讨论起这个问题，不少已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人结为反方，说学不好英语就责怪体制的，别的方面必然也一事无成。这看似又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例子，然而细想，一个人对待儿时教育的态度，也确能看出他的成熟程度，清贵谦和的人常常挂心的必是什么成就了自己，不会动辄流露“我现在这样还不都是它害的”的意思。即便鲁迅，他难道就不曾从“三味书屋”取到些许汉语写作的真经？

　　体制总是有缺陷，甚至有很明显的漏洞的。不过，比起晚清民国的政治体制来，那时的教育体制似乎有更多的营养可以汲学：它算得上是真正多元的，能给不同阶层的人以多种选择。《再见童年》里所援引的那些对旧教育的记忆，书写者都是未曾堕落过的孩子，他们大多是早慧的人，对他们而言，逃学、弃学或日后参与各种学运，因体制的弊病而选择堕落，其实相当容易；但他们会告诉你，修行在自身，珍惜在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