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改革需要一个低增长环境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武汉市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时指出，“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三者的关系，应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稳增长”和“保增长”不同，所谓“保增长”，好比汽车目前时速60公里，要迅速赶到8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的匀速水平，“保增长”是用“提速”的方式来“保”。而如果一辆汽车，很快从时速100公里下降到80公里，而且看上去油不够了，还要继续“降”，为了稳定80公里的时速水平，就是“稳增长”。由此可见，“稳增长”的提法来自于对经济下滑的控制感，它假定一个经济体应当像汽车一样，可以非常精确地操纵它的下降速度。“保增长”是不惜代价的，而“稳增长”则要精巧而全面的控制感。

　　但是，经济体更像是人体。我们都有体会，就像一个人在操场上第一圈以百米速度狂奔，那么他在第二圈的速度就会“狂坠”。相反，另外一个人在第一圈是以中速跑，那么第二圈速度与“第一圈”差距就会小得多。

　　经济体为什么更像人体而不是机器？经济学家马歇尔已经明白无误地解释过。因为经济存在着资源“替换”、“短板”和“错配”。就像一个人跑步，即使他脚裸肌肉强健，但是他的肺呼吸量不够，到了第二圈，为了照顾喘息，他就会突然性地大幅度放慢速度。

　　经济也是一样，如果政府用大强度的重化工业投资和房地产刺激来拉动经济，这种强大的经济刺激将经济“保增长”到12%的超强水平，但是它一定会造成经济“短板”的巨大压力甚至突然“撕裂”：它可能是生活用品的剧烈提高，通胀恶化压制了经济刺激；或者是人力资源配置错误，人们纷纷涌向资产投机领域或者房地产建筑领域，但这些领域不能提供足够的利润或者工资（工作机会），然后，他们就“套住了”。

　　一个聪明的政府绝不轻易和频繁地使用经济刺激或者“科学的宏观调控”，因为不仅仅像庞巴维克所言，“会造成资本深度迂回上的时间问题”，更关键是，它紊乱了经济体内部的比价关系。让不该值钱、产能过剩的行业反而值钱和吸引大量资本和劳动进入；相反，让那些应该值钱的行业感到扩张乏力、裹足不前；让那些思维落后但能够轻易获得信贷资源和垄断地位的国企风光无限。相反，那些能够带来更好的生产率水平，但面对要素成本压力（比如高昂的房租租金）的新企业无法扩张。社会的一部分信贷需求完全围绕着那些并不值得扶持的企业，而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往往主动降低了信贷需求，最终导致全社会有效需求的下降。最近几个月银行信贷已经反映了这个问题——有钱难放贷。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是“货币过于稳健所致”。他们还是希望通过降准和降息的方式能够重新“满足”社会的融资需求，他们无法理解，社会是“生物体的社会”，而不是“机器式的社会”。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从峰值的12%快速下降到8%附近，这不是什么坏事，也不用大惊小怪。经济增长低不是目的，但是要进行有效的改革，就需要一个低增长的环境。例如，高增长带来的是税收猛增，一部分官僚集团“自肥”使得没有改革的动力；失业增加也许会迫使进一步放松管制，削减中小企业税收，用更经济自由的方式来鼓励民众就业和自我雇佣。可以说，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改革，但没有低增长，肯定就没有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