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每一样食物都有人的故事

　　孙行之

　　“舌尖上的中国是乡愁、乡土中国的味道。”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这样评论《舌尖上的中国》。

　　去年年初，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成立。在此之前，陈晓卿便向台里上报了《舌尖上的中国》这个选题。从纪录片去年3月开始拍摄到今年播出期间，地沟油、毒胶囊等食品安全事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人们面对食物内心不禁疑虑重重时，《舌尖上的中国》重新激起了人们对于中华美食的眷恋与热情。

　　“中国纪录片发展”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她曾著有《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记录与遮蔽》等。在吕新雨看来，《舌尖上的中国》其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的食物究竟从何而来？“纪录片中的食物显然不同于城市中超市和餐厅里的食品。它们不是来自工业流水线，而是具有强烈的个体性和地域特色。这些食物上有人的温度。”吕新雨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道。

　　第一财经日报：这部纪录片去年三月开拍，此后恰恰食品安全问题给公众带来极大困扰。现在，这部关于中华美食的纪录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你怎么看它的社会影响？

　　吕新雨：这部纪录片的立意与“食品安全”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向度：它让人们知道我们今天吃的食物是怎么来的，可以说是对传统美食的回归，客观上带给我们一些关于传统美食的反思。

　　《舌尖上的中国》通过食物，将人放在自然的背景下，而且，这个自然是地方性的。从最南方到最北方，每个地方的人有不同的生存方式，从水边、田间，到高原、大海，这些地方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这部纪录片把这种地方化的生活方式挖掘出来了。

　　日报：一些海外的优秀纪录片倾向于用镜头说话，很少使用解说词。同时，中国的一些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如范立欣，他的《归途列车》也偏向于用画面来表达。反观央视的一些纪录片，解说词好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背景声音。对于这两种取向，你怎么看？

　　吕新雨：这两种方式不存在“好”和“不好”。而是一个功能以及导演对风格选择的问题。这个纪录片因为要在电视台播出，本身又带有比较强烈的立意。所以这种风格的选择很合理。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有争议的社会问题，可能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模式，用镜头说话。所以这两种模式不存在好坏，要看目标观众是谁，以及要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来传播。

　　之前的《海洋》、《归途列车》等都是叙述较少的，这与纪录片的形式有关，它们是电影。而《舌尖上的中国》是电视的概念。

　　日报：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舌尖上的中国》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吕新雨：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大家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有很大兴趣，尤其是今天大家对传统文化也非常关注。我曾经在微博(http://weibo.com)上说：这是一种乡愁的滋味。第二，它比较“大制作”，投入比较大。用了航拍的手段、动用了比较好的拍摄设备。

　　《舌尖上的中国》在镜头运用上比较现代、叙述比较类型化。它的框架本身并不复杂，叙述上偏向类型化。

　　所谓的类型化，是指所有的故事都有相对固定的模式。每一个故事的叙述顺序和大致框架都是相对不变的。这就使得它具有总体的结构性，比较有利于集团化生产。每一集都可以由不同的人来做，同时又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准。

　　日报：这部纪录片和其他同类题材的纪录片相比，有没有什么可以归纳的特点？

　　吕新雨：我认为，《舌尖上的中国》构思比较灵巧。以往的一些纪录片都是在“怎么做”、“如何好吃”上下工夫。而这部纪录片则是将人的故事，以及传统手工方法的不可重复性联系在一起。

　　对传统的手工制作的不可重复性做了挖掘，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地方的关系重新建构，《舌尖上的中国》中的食物迥异于工业化体系下的食品。每一样食物都有人的故事，具有人情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