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寻求投资与消费结合点

　　 □ 本报记者 马志刚

　　 长期以来，依靠美元霸主地位，美国过度消费、预支未来，为刺激金融衍生品盲目扩张和大规模发债提供了温床，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诱因。如何在汲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的基础上辩证看待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对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就此，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德水。

　　 记者：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与美国的过度消费有着直接关系。现阶段我国在消费方面与美国有哪些差别？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李德水：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与美国的过度消费分不开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了一个大幅消费时期，过度超前的消费使消费与投资的比例严重失衡。1990年美国居民消费率为66.7%，到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这一数值提高到71.2%，而同年日本仅为48.2%、德国为56.8%、英国为60.2%。相应地，美国资本形成率1990年仅为17.7%，2000年略微上升到20.5%，然后又回落到18%左右。长期的过度消费、超前消费，使美国国民和政府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尤其是2002年至2006年，美国家庭债务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99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7年底130%。家庭债务中房贷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到今年1月9日，美国国债余额已达15.23万亿美元，与2011年财政年度的GDP之比高达100.4%，远高于同期欧元区的比例。据有关方面测算，美国以占世界2.2%的人口，消耗了世界财富和资源的30%。

　　 美国之所以能这样做，从根本上说是依仗着美元货币的国际霸主地位。美元是国际硬通货，只要开动印钞机，世界财富就会滚滚而来。这也是导致国际经济结构严重扭曲的最本质原因。

　　 与美国不同，多年来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尤其这些年来，我国投资率持续上升，到2010年已经达到48.6%；消费率不断下降，2010年只有47.4%，居民消费率更只有33.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作为一个大国，我国若继续主要依赖投资等拉动经济增长，会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不利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是难以持续的。

　　 记者：扩大内需是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如何辩证地看待投资与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并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李德水：消费和投资的关系有规律可循，不同阶段消费与投资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当一国的人均GDP极低、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时，投资率往往很低、消费率却很高；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开始显得非常急迫，会出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城镇化建设和企业投资，这时投资率就会上升。

　　 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建设、企业扩张经营、技术创新等确实需要较高的投资支撑。也就是说，我国正处于投资率上升而消费率下降的阶段。很多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都是高投资拉动型的。近几年我国投资率上升较多，也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特殊需要，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投资率与消费率有此消彼长的关系，消费率下降并不表示人们的消费水平降低了，只是一个统计学概念。所以我国现阶段出现较高的投资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同时还应看到，投资作为内需的一部分，本身具有双重性。本期增加的投资既会扩大当期的总需求，也会增加下一期的总供给。如果消费率偏低，没有和投资率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就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严重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但对我国来说，投资率的降低应该是渐进式的，要把重点放在调整优化投资结构，要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前提，不能为了过快降低投资率而削弱国家重点工程或放松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农业现代化及科技创新等在投资方面的支持。

　　 从消费方面看，应适当提高消费率，但决不能照搬美国过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一是要客观地看到，近些年来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一直在快速提升，消费能力也在快速增长。从我国消费自身增长看，2006年至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都在15%以上，2008年增速高达22.7%，2011年也增长了17.1%。这里尚不包括在境外购买而未报关、每年约数百亿美元的高档消费品。随着我国居民的财富积累不断增长，消费升级也正在形成。而且近年来我国政府也连续提高了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和最低工资标准，并推出了如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鼓励消费政策，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刺激了消费的快速增长。但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进程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经常以20%、30%的幅度高速增长，相比之下，消费增长就不那么明显，并表现出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二是增加居民的消费、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但消费水平应与我国的国情、经济发展阶段、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等相适应。我们既要尽量满足居民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又决不能靠大量浪费资源去扩大消费。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很多人先富了起来，但一些不良的消费行为也时常出现，如盲目攀比、炫富挥霍、严重浪费等，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应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念，坚持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富裕的阶层可通过多种方式回报社会。转变消费方式也值得提倡，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完全意味着物质产品的消费越来越多，还要不断追求更高层次如精神产品的消费。

　　 记者：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扩大消费是基础，稳定投资是关键。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更为复杂严峻，在外需下降的同时，制约内需增长的因素也在增加。在这一背景下，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更不能简单化，而应积极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形成增投资与扩消费的良性互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李德水：积极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要把重点放在投资结构的调整上，使投资进一步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自主创新倾斜，向节能环保倾斜。同时，要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更好地发挥民间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

　　 优化投资结构的重点应放在以投资促消费上。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密切相关。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不仅可以增投资、保增长，而且可以扩消费、惠民生，促进可持续发展，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

　　 当然，优化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最终还是要依靠深化改革。其中，改革干部评价考核制度，努力克服不少地方实际存在的盲目攀比GDP现象就十分重要。要想GDP增长快，抓投资最见效。不少地方把招商引资、抓大项目作为头等任务，这种积极性是可贵的，但往往缺乏科学性，易导致重复建设，既有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又有高科技项目的重复建设，从而造成巨大浪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花了30年左右的时间解决了短缺经济问题，但由于体制机制上的原因，“投资饥饿症”还没有得到根治。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再花若干年时间，把“投资饥饿症”彻底治愈，才能全面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对于增强消费能力也非常关键。高收入群体再提高收入也未必会增加消费，而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最容易直接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在改善民生工作中，要以群众需要不需要、满意不满意为基本准则，把好事办在群众的心坎上，把关怀送到群众的急需处。另外，如何使中央和省市财政大量的转移支付用得合理、公平、有效、科学，也必须从改革入手，不断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