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衰岂无凭

　　维舟

　　在中国历史上，泉州是第一个面向海外的开放型都市，它在宋元时代对海洋中国的重要性，正如上海之于晚清民国，或香港之于现代中国。泉州的案例不仅证明“中国传统经济的市场面向和现代市场并非不可兼容，所以中国式的繁荣是可创造的”，其兴衰也能让今天的人们深思：究竟如何才能促成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

　　在泉州兴起之前，中国并非没有“国际大都市”——唐代长安就是常被提及的例子，唐末时广州、扬州、交州也是海上贸易中心；然而这些城市大体只是吸引一些胡商前来贸易，其繁荣是社会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繁荣，对外贸易本身并未带动整个城市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和区域经济整合。与之不同的是，泉州在当时的兴起，是整个地区的转型，并使各个社会阶层都从繁荣中受益。也正是从这一视角观察，泉州才具有特殊的意义，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上海和香港的先驱。

　　与广州、扬州这样曾被官府严格控制并赋予特殊权限的港口不同，泉州是从一个相当卑微的起点发展起来的。从任何角度来说，它都是一个边缘之地：泉州所处的闽南地区直到中晚唐才陆续得到开发；在当时朝廷对各地丝织品的评估体系中，泉州所产只得最低一级；数百年后成为福建重要市场的菲律宾群岛，在当时还极为落后；更不必说泉州港在当时也远不及广州等大港。事实上，北宋初期的海事管理规定：所有来中国的外国船只都只能在广州、杭州或明州缴纳关税和接受检查，这对吸引外国商人前往泉州无疑是不利的。虽然1087年朝廷设立市舶司承认了泉州的竞争成功，但正如本书中所言，“闽南人与其他强大对手竞争时，一直受制于不利的体制”。

　　按苏基朗的分析，泉州的兴起有几个关键要素：晚唐时由于中央控制衰落，利润丰厚的海上贸易活动逐渐落入地方控制；出口关税低刺激出口增长；农业部门发展出来的新生产力，创造出商业资本，对跨区激烈竞争的商业部门提供持续扩张的前提。但这些原因只能解释宋元商业革命的宏观前提，却不能说明为何是在泉州，而不是别处。另一个他提到的因素倒具有特殊性：南宋初年朝廷在泉州安置了数百皇族宗亲，这些人可观的薪俸无疑会刺激当地的奢侈品消费，而当时的远程海外贸易主要就是奢侈品。不过，考虑到在此之前泉州就已经繁荣，因此，南宋皇族迁居泉州恐怕不是泉州繁荣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结果：正因它的繁荣，才吸引了皇族前往安居。

　　我们或许早已无法确知泉州之所以兴起的真正原因，历史上充斥着这样的谜团。不过在此或许还可以补充几个要点：闽粤自古以来的航海传统；福建河流湍急，又多东西向，导致福州往南的南北向陆路交通在古代甚为困难，相比起来扬帆出海反倒更方便，而且比起北方各港，从泉州下南洋显然也更近便；虽然唐宋时官府严格控制对海外的私人交易，但在泉州这样的边缘地带恐怕控制力就要弱得多了，这为活跃的民间经济带来了便利；此外，泉州周围区域就出产瓷器、茶叶等供远程贸易的重要商品。

　　从唐代到南宋末期，泉州城规模扩大了六倍多。主要是在市场经济力量的带动下，泉州催生了苏基朗所说的“区域内跨部门多元繁荣”，因为“这一时期，闽南的经济表现十分均衡，整个区域分享着空前的繁荣，经济机遇向闽南广大阶层敞开了大门”。海上商业力量引起区域内的劳动分工和高度整合，区域内的不同部分各有其经济功能，如德化渐渐以瓷器著称。以出口为导向的窑厂迅猛发展，形成一个高度整合的生产与出口网络。与此同时，经济繁荣又拓宽了社会精英的社会基础：从北宋到南宋，闽南考中进士的人数和姓氏数量均增长了48%。虽然其中不少精英被吸收进国家政治体系，但总体上南宋时大多数地方精英是不断介入地方事务的。结果在南宋灭亡前夕，国家权力日趋地方化，泉州知州和市舶使都是泉州本地人，后者还是外国人的后裔。

　　海上贸易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因此古代很多文明最初都只有神庙和皇室才有能力进行这类活动。这也意味着海外贸易的繁荣有赖于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条件：巨额投资、高度发展的航海技术和熟练水手、复杂的组织与制度、顺应市场变化的能力。苏基朗令人信服地证明，泉州在当时的繁荣奠基于一系列制度框架和商业信用，最终按照宋代市舶条例和相应的非正规制度，合法从事海上贸易的交易成本远远低于非法贸易的交易成本。吊诡的是，在唐末五代，地方自治权力的增长曾是闽南经济起飞的原动力，但到南宋末年，这却成为泉州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时过境迁，国家权力的地方化加剧了地方精英小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各个组织起来的势力集团在动荡时期相互竞争，结果是大规模结构性矛盾的爆发。当然，正如它的兴起一样，泉州的衰落也有复杂的原因。而且即使在明初一度衰落之后，闽商也仍是明清时中国三大商人集团之一（另两个是徽商与晋商），泉州安溪茶叶的生产销售是在明清时期才迟迟达到巅峰，可以证明宋元泉州的商业遗产仍不可小觑。

　　虽然泉州在南宋末年确实一度因地方精英的矛盾而短期衰落，但考虑到它在元朝时仍相当繁盛，直到明朝中叶才真正趋于没落，导致其衰落的或许是另外一些更重要的原因：泉州港的泥沙淤塞；活跃的民间贸易导致走私和海盗的兴起，而这些非法贸易者通常会避开兴盛的大港（取代泉州成为闽南新商业中心的漳州月港，原本就是一个走私贸易港口）；此外，或许最重要的，也是本书遗漏的一个因素是：泉州地方精英在通过海外贸易获得经济利益后，将投资转向科举和地产。荷兰在17世纪的衰落也是如此：当时的摄政王不是商人，他们不去海上冒险，而是从房产和有价证券中获得收益。最终，它以不同于崛起时的价值观结束了自己的霸权：中产阶级变为贵族，从海洋转向陆地，从企业家变为食利者。

　　苏基朗在本书末尾坦言：“我不是泉州人或者上海人，我是一个香港人，但是观察上海和泉州，对我都有启发，都是建基于我对香港的关心为出发点。”他的这一关怀自然无可非议，历史也因此而显得更有激发人的活力；不过如果是这样，那么，或许更重要的是了解清楚曾经支撑泉州的那些繁荣的机制和最终导致它没落的因素。毕竟，泉州曾享有400年的繁荣，这一纪录比上海和香港迄今为止的现代历史都要长得多，足以激发更多耐人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