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只有一个逻辑……

　　被恐慌裹挟

　　第一财经日报：在战场上，你的镜头在士兵的前面还是身后？

　　张翠容：危险来的时候我跟所有人一起逃跑，这是一个本能。去年12月16日，开罗发生了流血冲突，当时我在街头采访，突然士兵开枪了，我虽然不知道他们的枪膛里是塑胶子弹还是实弹，但还是调头就跑，几百人一起跑，本来我还想拍照片的，但来不及了，只想保命。

　　一个记者告诉我，他跑的时候，看见一个老人吓得跑不动了，站在那儿颤抖。当你在极度恐慌中，被几百人的恐慌裹挟的时候，你想到的是自己是一个人，不会想记者这个职业身份，不会非要拍到什么惊人的照片不可。

　　后来我跑到一条小街，远远看见一个军人抓了一个示威者，我想拍下这个镜头，拍得不好，示威者把头转过来，满头的血。警察看到我了，拿着警棍追过来，我很害怕，有些时候对你不知道的事情，你不会害怕，有些时候非常惶恐，是因为你知道存在危险，恐惧就出现了，这个恐惧来自你心里，来自你心里的恐惧是真正征服你的东西，你会变得没有判断。

　　日报：拉丁美洲的变革是你最早关注的问题，这一地区的现实牵动性地提示给你哪些有关国际关系问题的思考？

　　张翠容：拉丁美洲是最早卷入“全球化”的地区，这一地区未必是最穷的，却是最不公平的。从2000年到2006年，拉美开始往左转，搞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当地人受到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很大，这就像一个波浪，首先冲击这个地区，然后翻滚到北非，也许我们的生活看上去还比较好，但说不定这个浪什么时候就会冲击到我们，我们应该看到海底潜流的暗涌。我们看某个地区的问题，应该放到一个全球的整体性中，而不要简单地做出“民主”或“独裁”的划分和判断。有时候我觉得拉丁美洲的革命不仅仅限于这一地区，而是试图撞击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

　　作家马尔克斯曾经提出：为什么外界对拉美的文学那么接受，却对他们的改革要么漠视要么批评，他希望我们能用心地去了解他们的改革。拉美是一个革命圣地，他们有切·格瓦拉，从他们的文学中也能看出，他们不仅仅追求玩乐，而且充满革命气息，其中一个核心诉求是找到拉丁美洲的身份，他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脱离殖民统治以后，拉美地区又作为美国人的“后院”，长期以来，这里的经济只有增长没有发展，所谓没有发展指的是表面的繁荣、背后的贫穷和老百姓所承受的痛苦需要我们正视。无论拉美，还是阿拉伯世界，当我们说到这些地区，都会感到陌生，对于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抗争我们不会具体地去了解。

　　克服抑郁

　　日报：在你看来，哪些因素阻碍我们了解他者的具体生活境况？尤其是对于战争的记录，往往是粗线条、观念性的。

　　张翠容：任何战争都需要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为了得到这些支持，发动战争的人可以给出一个很有煽动性的口号，而口号下面全是生命。人的思维惰性让我们很少去认真思考战争背后的利益驱动力。人类经常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总是希望用一套逻辑支配尽可能多的人的生活，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逻辑，是不是很恐怖？

　　日报：作为战地记者，女性身份对你的工作有哪些影响？

　　张翠容：我从来没有想过性别这个问题，但仔细想想，有时候性别对我从事的工作有帮助，当然也有局限。有一次我在耶路撒冷的街头看到一个以色列军人去打一个摆地摊的巴勒斯坦老人，当时我就叫了一嗓子，然后拿出摄像机录下来。后来这个军人等在街道出口审查我的录像，我有以色列新闻局发放的记者证，这是我唯一一次在以色列以合法身份进行的采访，我想打电话去新闻局采访，但他拿出步枪指着我，让我把录像拿出来，他用步枪指着我的时候，我忍不住哭了，不只是因为我个人的委屈，一想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强权即真理，我当时切实感到人在强权面前有理也说不清，而老百姓就这样生活，无论是否合理都要屈服。后来我想，因为我是个女的，我还可以哭，如果我是男的，我的眼泪只会被笑话。

　　日报：在你看来，常态的生活中包含着哪些与战争相似的危险，而我们对于这种危险往往缺乏警惕？

　　张翠容：生命的脆弱，我们每天都得做好准备面对死亡。2005年我从伊拉克回来之后，陷入抑郁，特别难过。一直以来，我最大的疑惑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享受生命，而有的人却死于战争？我们的生存权是由谁决定的？

　　当时，我的朋友找来心理医生通过聊天帮助改善我的心理，但是他的知识都来自书本，人生经验不够，他问一个问题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我也无法告诉他我在中东看到的现实，他无法安慰我。没有人可以帮我，只有自己帮助自己，我一直相信自己是自己的老师，很快就又冲出去了，我的抑郁很快就克服了，这个世界充满苦难，你走出去的话想的都是别人的事情，不是自己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帮助自己的方法是——忘记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