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野孩子救起的欧洲硅谷

　　开发商出去，艺术家进来

　　柏林：“野孩子”救起的欧洲硅谷

　　《中国经济周刊》 特约撰稿人 李光斗

　　当欧洲深陷金融危机的泥潭时，德国经济却一枝独秀。

　　柏林，这个欧盟最大经济体的首都，十多年前还是百孔千疮，被唤作“欧洲之耻”。但通过经济转型，培养新经济模式以及政策引导，经济迅速逆势增长，柏林重焕光彩成为欧洲新经济之都。柏林经历了涅重生般的大转折，政府最成功的经验在于打造了欧洲的“创意之都”。

　　房地产又一次毁了柏林

　　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统一，但柏林的经济却一蹶不振。当时，法兰克福受惠于金融业，慕尼黑的汽车业蒸蒸日上，此时的柏林只有两座动物园、四个机场，经济产业却像一个受了重创的病人——奄奄一息。

　　落后的柏林奋起直追，企图短时间内恢复曾经的辉煌，冒进的政策使它又跌入更深的深渊。1990年，柏林启动“欧洲首都”计划，以房地产为龙头开始重建。此计划是依靠贷款拉动柏林建设，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8年时间，柏林虽然新增700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但却造成1/3人口外流，房屋空置率高出伦敦一倍以上。大跃进式的经济增长没能挽救柏林，反而使柏林更像一座鬼城。

　　2001年春天，柏林爱乐表演厅坐满观众，当表演进入尾声，突然，双簧管乐手站了起来，带着乐器，收拾乐谱，步下舞台。接着是小号、低音大提琴和各声部乐手逐一跟上，只剩两把小提琴高亢却孤独的琴声，然后然而止。这是拥有120年历史的乐团最激烈的抗议。

　　那一年，是二战后柏林遇到的最大财政危机，政府负债600亿欧元，柏林爱乐的预算冻结，市府广场上的喷水池也被迫关上，柏林市长下台。人口流失率增加，失业率也跃居德国城市的首位。

　　开发商出去，艺术家进来

　　柏林的工业产业在上世纪末崩溃，失去20万以上的工业就业机会，人口大量流失；新型产业发展迟缓，过分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形成大量的空置建筑；城市负债严重，百姓对政府怨声载道。一系列的问题使柏林处于崩溃的边缘。

　　2001年，著名的同性恋政坛人物沃维莱特当选柏林市长。沃维莱特执政之后大刀阔斧地削减公共部门的工资收入，大力减少住房补贴以应对柏林600亿欧元的巨额债务。柏林虽然在努力改变着自己，但是全面发展等于没有发展，柏林需要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之路。

　　随后，沃维莱特主动接近国际级的电影制片人，希望他们到柏林制作、拍摄电影。在他的推动下，柏林逐渐吸引了大批的艺术家、服装设计师、作家，旅游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将旧房屋和空房进行修缮整合，以低廉的租金提供给设计师和与创意产业相关的使用者，如工作室、陈列室、小型展览馆、画廊等。创意人才的入驻给柏林经济带来了新的曙光。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一致接受的方向是：以大规模的创意文化推动经济发展。

　　为了能够更好地吸引创意人才进驻柏林，政府不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制定了相关政策以给这些创意人才提供完善的配套体系。

　　“野孩子”的天堂

　　创意产业的勃兴让柏林的经济初露曙光，但是其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还是受到各方面的制约，难以迅速将柏林这艘巨艇推离泥沼。柏林开始了第二次的求生计划。

　　真正给柏林带来改变的是新世纪进驻柏林的一个特殊人群。“野孩子（wild child）”，CNN如此来形容世界各地进驻柏林的科技创新团队。“越来越少的规则，越来越多的混乱，没有秩序，而且它们长得很快！”2000年前后，世界各地的创意人才不断地涌向穷困的柏林，因为穷困，创业的低成本使它成为了创业者的天堂。

　　2010年，柏林的房价约为每平方米1万~2万元人民币，而伦敦则高达6万元。低成本换来更多的创业发展时间，这就使更多的创新团队乐意落户柏林。在新的互联网创意时代，创业地点已不再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问题，柏林成了科技人才最理想的创业基地。

　　位于柏林东南方向，曾经最贫困的土耳其区内的Betahaus，已经成为全球最流行的共同工作室（Co-Working space）建筑之一。这栋楼里的座位以小时出租，只要带着电脑和创意在这里租到一个位置，就能分享这里的公共资源，最重要的是，这里还可以互相交流创意。

　　在柏林，具有规模的共同工作室超过30个，各式的创意人才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现在，柏林1/4的创业人群来自190个不同国家，庞大的外来人口让柏林成为各国文化的熔炉。

　　击败伦敦成为欧洲硅谷

　　通过长期的跟踪调查，柏林开始将文化创意产业与科技相结合，打造跨界的文创产业，使柏林成为欧洲的APP（第三方应用程序）产业新硅谷。

　　APP产业的发展关键还是这群涌入柏林创业的“野孩子”们，柏林政府如果想成为欧洲硅谷，就需要千方百计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但同时，与柏林分庭抗礼的还有英国的伦敦。伦敦在2004年就已经着重于新硅谷和创意产业的打造，而柏林直至2007年才制定了具体的产业发展政策。不过，根据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的“创意产业暨创新研究中心”评比，在创意公司种类、人均专利数、创意人才密度和人均创意产业生产力方面，柏林远超伦敦。

　　柏林抓住了人才保护的关键：首先是针对人才保护，不着重招商。柏林认真地分析了城市的竞争优势和潜力，极力做到对新经济的包容。其次是认真倾听创业者的需求，从真实层面去解决实际问题。最后是不盲目推出政策，但是要保证每个政策切中要害。比如柏林的创业团队中，八成创业者都是国外团队，因此政府推出了房租控制机制等保障外国人在柏林的基础条件。又如针对创业团队资金的需要而推出微型贷款政策，使其不分国籍而优惠获取低利率的创业基金。

　　柏林的一系列措施真正使柏林创意产业得到发展，也吸引到众多的投资基金进入。2011年前三季度，柏林的创新团队获得的投资金额比2009年全年增长180%，80%资金来自国外。而美国硅谷的投资额同比2010年减少了48%，少了4.8亿美元。

　　柏林用事实为全世界提供了创意城市典范模板：充满活力的经济部门、形式新颖的创造性工作和工作条件。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柏林成为欧洲前五大经济体中唯一就业率向上成长的首都，GDP在20年间增长一倍多，失业率连续15年下降，柏林已经成为世界为之侧目的高增长城市，而这所有的成绩无不依赖于柏林对城市经济潜力的细微洞察和从实际出发的经济产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