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胜负的共同成长（下）

　　潘功胜

　　IPO定价之争

　　农业银行IPO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上市规模，能否创下最大融资规模；而规模问题又直接取决于第二个问题：定价。

　　如何定价是贯穿于整个IPO过程的关键问题，一直牵引着舆论的敏感神经。由于涉及农业银行诸多的商业机密，农行对定价一直有严格的纪律。而农业银行出言越是谨慎，媒体的猜疑就越是不可遏制。

　　2010年6月4日和5日，香港《南华早报》接连发文，对农行IPO前景作了大胆预测，预期IPO筹资总规模下降约1/3，股价也不得不下调。到了6月中旬，市场又一度流传农行股价最终为1.905元人民币/股，进而甚至连官方媒体都有转载，市场噪声不断累积，但真正对于农业银行IPO定价形成挑战的还是几个老牌财经媒体的文章。

　　首先是2010年6月25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官网刊载的一篇中文博客《农业银行卖什么价你会要》。文章从市场内外部因素以及对于市场的影响等三方面，技术性地分析了农行IPO定价问题。客观而言，定价参照可比同业机构的PB溢价是通用做法，无可厚非；定价在1.6~2.2倍PB也基本符合事实，但该文结论却是农业银行IPO“定价体系迷乱”。

　　四天之后，英国《金融时报》英文版又发表了文章《上证暴跌，农业银行IPO前景受挫》，其官网中文版译为《IPO规模无望再创全球新高》，再次重申了市场不景气的观点。

　　2010年7月7日是市场认为的农行IPO定价发布日，同时也是农行定价之争的高潮日。当天上午，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自《中国最差银行备战全球最大IPO》之后的第二篇重量级文章《农业银行IPO定价存在水分》。该文只有一个主题：既然作为世界银行业代表的摩根大通银行的股价PB只有0.9倍，那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金融机构——农业银行IPO的股票定价显然偏高了。

　　同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连续刊发两篇评论，第一篇是《农业银行“农”在何处?》，批评农业银行对农村金融支持力度远远不够；第二篇《指望农业银行股票大赚? 做梦!》更为著名。该文暗讽农业银行服务“三农”是一项无法实现商业利润的经营模式。在援引分析师对于未来农业银行资产负债、市场地位和商业前景的论述之后，该文对农业银行IPO表示赞赏之余，却对股票价值不以为然。

　　上市前的质疑：

　　“更像是一个政治任务”

　　农行确定股价的第二天，香港《南华早报》刊登了评论文章：《农业银行破纪录新股发行不值得中小投资者欢呼》。该文断定，农行之所以能够实现最大IPO，不过是因为广大主权基金投资者的慷慨，反正“他们兜里面的钱都不是自己的，所以随便花”，而且由于2009年中国内地的天量投资多为政策性投资，真正的商业投资较少，因此农行的股价对于广大中小投资者而言很可能虚高了。

　　《南华早报》的文章凸显了境外财经媒体对成功实现IPO的农行未来存有疑虑，这种疑虑无形中加重了对于农行IPO本身的不断质疑。实际上，自2010年7月初的一周内，《南华早报》发表了多篇文章关注农行。从机构投资者的热情追捧到农业银行IPO即将成功，再到农业银行未来的资产风险，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农业银行未来很危险！

　　进而农业银行的上市，也被舆论形容为“更像是一个政治任务”。2010 年7月10日，距离农行公开发行仅仅一周，《南华早报》刊载文章《农业银行上市就好，钱不是目的》，认为关键不是何时上市，而是一定要让广大国企参与进来，万一上市不成功，也有卸责的退路。令人不解的是，就连《南华早报》自己也承认此真实性存在问题，最后只有拿国有机构投资者数字来说三道四，说农业银行的机构投资者中，国企的份额超过四成，相比工商银行的18%和中国银行的19.8%高太多。

　　然而真相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说外界批评这次农业银行A股认购比H股更加热烈不过是国企之间互相帮扶的结果，倒的确无话可说。但事实恰恰是农业银行的股票发行，在境外所受到的追捧反而更加热烈。难道这些境外的投资者都是因为中国政府授意才投资的吗?这样的逻辑根本是不通的！唯一的原因，只能是缘于投资者对农业银行投资价值的认知和判断。

　　超越胜负与媒体共成长

　　面对汹涌而来的媒体浪潮，农行IPO团队通过不懈努力，用智慧，用勤奋，靠坚韧，以自身的专业精神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最终赢得对手的认同和尊敬——就在农业银行即将成功铸就史上第一大IPO之际，一贯高傲的《华尔街日报》以一篇《引领巨型IPO 的中国力量》，对农行IPO团队所展现出来的高度专业素养表达了敬意。至此，农行IPO公共关系管理进入决胜阶段。

　　《华尔街日报》的倒戈直接引发了各路媒体的群体性倒戈。原本立场保守的媒体，诸如《纽约时报》、《福布斯》杂志、路透社等纷纷转变立场，在赞扬农行IPO取得完全胜利的同时，也调高了对农行未来的预期。即使素来以全方位质疑农行而著称的英国《金融时报》，在“善意”提醒农行关注未来各种系统性风险之后，也不太情愿地承认了农行IPO刷新历史的事实。

　　风雨之后，探究农行IPO舆论环境之所以如此棘手的原因，可以发现，一方面这是由于媒体和公众对农行缺乏充分的了解——这也是农行公关管理的重点之一——但根本上，还是源自某些媒体多年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偏见，以及对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发展能力的怀疑。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之下，众多国际大牌金融机构的不良表现令欧美主流媒体心有余悸，表示出普遍性质疑情绪。当然，在各种争议声中恐怕也夹杂了IPO各方利益的摩擦。于是，种种偏见和矛盾会聚的结果，便形成了一股股强大的舆论逆流。

　　从最终结果来看，农行在取得IPO 成功的同时，舆论环境也峰回路转。媒体广泛认同的背后，留下了农行与媒体共同成长的印记——那些坚持客观公正职业准则和详尽调查专业精神的媒体，不仅向市场阐释了新兴市场金融机构的投资价值，而且也有效维护了媒体自身客观公正的公众形象。

　　（作者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