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自有中国缘

　　“这就是我，下巴一点都没变，应该很容易认出来。”泛黄的《人民日报》头版照片，将瑞典驻沪总领事姚汉森（Bengt Johansson）的思绪带回到1978年。照片上的他刚过而立，在瑞典商务部工作，作为在北京参加外国农业机械展的代表，正在展会上侧对着媒体镜头，向当时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介绍展品。得知自己照片登上了报纸头版，姚汉森兴致勃勃地向中国工作人员借了一辆自行车，横穿半个京城赶去报社买了一份当天的报纸。至今，他还将这份《人民日报》小心翼翼地保存在书房。

　　这是姚汉森与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从此，他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瑞典驻香港总领事馆领事、瑞典驻北京大使馆公使、瑞典贸易委员会台北办公室主任、瑞典驻上海总领事……在姚汉森的履历上，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经历占去了一大半。尽管中文口语并不流利，但并不妨碍姚汉森成为“中国通”。他的《中国贸易的黄金时代》等瑞典语著作，成为瑞典人了解中国历史、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渠道。

　　2008年至今，姚汉森第二次担任瑞典驻上海总领事。“这样也可以和在上海开餐厅的儿子距离更近一点。”姚汉森的儿子凭借一把吉他在上海的酒吧赚到第一桶金后，开设了自己的餐厅。

　　儿子在上海的成功让姚汉森很骄傲。“儿子在上海的成功远胜于我的成功。”姚汉森本人的生活远就不如儿子来的诗意浪漫。“1996年，第一次在上海担任总领事的时候，我还会逛逛街、看看电影，现在为了写书，我几乎没有休闲娱乐的时间。”就在此次任职期间，姚汉森工作之余埋头写作他的第三部瑞典语著作《1847～2012年在上海生活的瑞典人》。查阅各种历史资料、写作、通过网络核实信息，官邸中的书房是姚汉森花费时间最多的地方。

　　结缘中国

　　在姚汉森的记忆之中，他了解中国是从14岁在病榻上的阅读开始的，卧床静养的他央求姐姐给他带几本有意思的书。他的姐姐便从图书馆借来赛珍珠的代表作之一《大地》。尽管赛珍珠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理解未必完全客观，但这部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史诗般的叙事文字、详实的素材，深深震撼了姚汉森幼小的心灵。之后，他一口气阅读了赛珍珠所有其他关于中国的作品，文学作品中10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图景逐渐在他的脑海中变得清晰起来。“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有机会我一定要亲眼看一看中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瑞典和东欧的贸易往来最为频繁，个性务实的姚汉森，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东欧语言和东欧贸易。他在瑞典政府部门的第一份工作，是瑞典驻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的贸易特派员。“中国很快就会崛起成为贸易大国，瑞典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会日渐频繁，听说你对中国很感兴趣，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学习中瑞之间的贸易事务。”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次，同事的随口建议，彻底改变了姚汉森的人生轨迹。

　　1975年，第一次来中国北京的姚汉森，试图亲眼验证赛珍珠小说中的各种细节，结果自然让他大失所望，他能看到的仅仅是满大街穿着绿色军装的中国人。“小说里那个古色古香的中国在哪里？”让姚汉森吃惊的还有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但后来几次，我看到的中国状态完全不同了，这个大国逐渐苏醒了。人们紧张得连睡午觉的时间都没有，不是在加班，就是在学习。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似乎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这种转变太快了，让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眼睛和大脑脱节了。”

　　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发生的剧变，激起了姚汉森的好奇心。正是在这段时间，他通读了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不少西方学者对同一件事情的细节描述和看法分歧很大，细细读来十分有趣。”比如，笔名为西蒙·莱斯的比利时汉学家皮埃尔·里克曼斯，其代表作《中国影子》中有不少充满争议的观点。他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拾金不昧的品格也和他们的管理体制有关”。

　　美国新闻记者、学者卡尔·克劳的字里行间则对中国充满好感。1911年，卡尔·克劳来到上海办报纸，在这里定居整整25年。“这是真正的‘中国通’。在那个年代，他在为自己的报纸拉广告时，就发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姚汉森介绍说，卡尔·克劳的著作《四万万顾客》中关于中国市场的很多经验，即使在七十多年后经历了天翻地覆变化仍然适用。“作者把当时四亿中国人看作潜在的顾客，结合他推广代理的典型案例，分析中国人的性格和社会状况、中国特殊的传统文化和地域风俗，很生动。”克劳的告诫，让学习贸易的姚汉森受益匪浅。“销售任何东西之前，要真正了解中国市场。西方人一定要摒弃想当然的经验，在美国卖得好的东西，在中国未必也会卖得好。”在姚汉森的书架上，还有克劳的自传《洋鬼子在中国》。“这是一本轻松、幽默的书。”《洋鬼子在中国》讲述的是一百年来外国人在中国的各式各样的生活。“作者的基本判断是，中国人始终是宽宏大量的。他散漫随意地谈论香港和上海如何成为外国租界，谈论埋单的习惯和热衷于埋单的人，谈论他所认识的保姆和男仆，谈论他在中国度过的二十多年间所遇到的各色人等，骗子、传教士以及显贵，真实的故事和各类奇闻轶事，让人似乎触摸到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

　　书写续缘

　　不光是外国学者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有极大的分歧，中国书籍和外国书籍对同一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出现大相径庭的状况。姚汉森从书架上随手抽出英国人乔纳森·范比所著的《蒋介石传》。“这本书对蒋介石全无好感，花了不少笔墨写他复杂的私生活，用的照片让人看了不舒服。”书架上的另一部书，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蒋介石的后半生》，则对蒋介石的人生做了客观评价。“书中的很多照片，都是蒋介石面带微笑的正装照，看了前几页就可以猜出作者的态度。”

　　除了传记类书籍，在姚汉森看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是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一扇窗口。其中，由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终审评委马跃然翻译的《水浒》令姚汉森赞叹不已。“直接从中文翻译，是马跃然翻译作品的精妙之处。在他翻译的瑞典文《水浒》中，用来表达‘我’这个字的方法，竟然多达32种，把中国文字的奥妙展现在瑞典人面前。”姚汉森最喜欢的中国导演是张艺谋。“他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与克劳自传中描述的世界很接近。”电影中搓麻将的场景也让姚汉森十分好奇。有人听说后，就送了他一副麻将牌，被他小心翼翼地存在书架上。“我还没学会打麻将，看起来很难学。”

　　姚汉森在书房更多的时间用在新书的写作上。“在查阅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建馆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了其中一些记录有模糊和错误，需要更正和校对。于是，梳理瑞典人在上海的历史资料的想法就冒了出来。”从1997年，在上海工作期间，姚汉森就已经开始积累相关资料。他不厌其烦地拜托同事能在瑞典找到的资料影印后邮寄过来。回到瑞典度假，姚汉森会带着数码照相机，去瑞典国家档案馆，把找到的资料一页一页翻拍下来。“找齐资料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有一次，我在整理第一位在上海创立公司的瑞典人的资料时，就遇到了尴尬的状况。互联网上搜不到任何他的资料，幸好他的姓氏在瑞典人中并不多见。我就给三位与他姓氏相同的瑞典人发去了询问邮件，其中一个还是外交部的同事，结果，没有一个人给我回应。我不得不再去寻找更加复杂的求证方法。”

　　阅读历史文献对于姚汉森来说也并不完全是一件枯燥的事情。“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字迹潦草的信件中隐藏着人性的秘密。”1888年，一位瑞典船长打算在上海开设航海公司，但当时的驻沪总领事在给他的信件中写道，按照法律，船长不能作为董事，只能作为投资人。“信件第一页让人觉得这名官员坚持照章办事，是个可靠的人。翻看第二页时，我差点笑出声来。”原来，在第二页，这名官员明确写道，如果大大提高投资金额，他就想办法让船长成为这家航海公司的董事。“很有喜剧张力的历史文献，第一页、第二页的内容，让这名官员‘两面派’全暴露出来。”姚汉森把这份信件安排在新书的封底。

　　“接下来的时间，我还想继续写书。”尽管对小笼包等中国美食也很着迷，但姚汉森自认为没有成为“吃货”的天赋，他只愿意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和写作中。“我想为像爱立信这样的瑞典‘百年老店’写书，那些公司会为此提供一切你想要看到的文献，和旅行采访的机会，比我现在为了找资料费尽心思要轻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