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东揭秘证监局基因：强势监管责任使然

　　本报记者陈浠李域深圳报道

　　2000年“中科创业”股价操纵案、2001年三九医药大股东挪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案、2009年基金经理“老鼠仓”案，这3个“第一枪”均震动资本市场；首创第三方独立存管模式、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报备制度等，并多次针对市场中一些方向性、全局性、制度性问题，向证监会报送政策建议。

　　优秀背后必有其独特基因。本报记者在深圳证监局局长张云东卸任前对其独家专访，倾听他对于如何监管深圳辖区的理解，乃至他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解读。张云东的叙述，实质上均指向深圳证监局优秀监管基因背后的逻辑。

　　资本市场上透明度是第一位的

　　《21世纪》：2012年，证监会继续大力强化公司治理和透明度建设，并要求上市公司有回报股东的意识。2006年底，深圳证监局就首次提出将透明度作为上市公司监管“第一要义”，并不断强调。为何深圳证监局一直如此重视透明度建设？

　　张云东：我认为，资本市场上透明度是第一位的。如果一个上市公司，一个资本市场能做到基本透明，那可以说这是个基本规范的公司，是个基本有效的市场。因为只要有透明度，投资者了解公司和市场的实际状况，就可以决定是用“手”投票，还是用“脚”投票。

　　换句话说，我们应转变观念：判断上市公司好坏的标准不应是绩优和绩差，而应是透明与否。因为公司业绩如何取决于宏观、行业、市场、管理等方方面面主客观条件甚至是不可抗力等因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公司的优劣变化，上市退市都是规律之中的必然现象。但只要透明，不要报喜不报忧，让投资者及时知道真相就是好公司。哪怕公司一上市就业绩变脸，只要不是自己在里边做了什么手脚就没问题。因此，资本市场的基本规范应是以透明度为纲。

　　《21世纪》：全球范围而言，资本市场的透明度如果没做好，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联合国贸发组织曾发布调查报告，指出透明度不足是这场危机的直接诱因。但真要解决透明度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容易操作，深圳证监局是怎么排兵布局的？

　　张云东：要解决透明度问题，首先要界定透明度问题上不同市场主体的各自责任，即：上市公司的会计责任或企业责任；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及证监会的监管责任。我认为，如果在我们的监管监督下，企业的会计责任和中介机构的审计责任到位了，那么我们的监管责任也就到位了。因此，这些年我们从审计监管、规范上市公司财务会计基础入手，积极推动上市公司透明度建设。

　　针对市场审计质量普遍较低、会计师审计责任缺失的情况，深圳证监局调整监管思路，从2005年开始，把每年的1—4月作为年报审计监管的“农忙季节”，调配全局力量开展审计监管。此外，2009年开始，我们局针对上市公司特别是中小板上市公司财务会计基础薄弱，严重影响财务信息质量的普遍现象，着力推动财务会计基础责任，落实会计责任。

　　实际上，我们是把透明度作为一个篮子，遇到法律法规无能为力、粗线条、漏洞比较多的地方就能用上。比如实施“公司治理非规范情况特别披露制度”就是一个例子。

　　上市公司中大股东干预的问题，包括索取非公开信息，及干预上市公司的人、财、物、产、供、销等非规范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在目前的国情下也是没办法，我们就从透明度的披露上抓，大概从2006年开始，我们让上市公司在年报里开辟一个专栏——“公司治理非规范情况特别信息披露”，这些情况必须专项披露，让广大投资者知情。

　　机构监管主抓内控

　　《21世纪》：2011年，深圳证监局的头号监管任务是辖区投行专项治理，今年深圳证监局则在全辖区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开展为期一年的内部控制专项治理工作。这一监管重点推出的背景是什么？

　　张云东：今年我们搞的内控治理制度，跟我们去年搞的投行专项治理一脉相承。为什么要搞投行专项治理？因为资本市场的基础是上市公司，产品主要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质量关系到资本市场的质量、资源配置的优劣。

　　上市公司质量仅靠证监会把入门关，是无法保障的。因为发审委看的只是静态材料，对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了解，真正把关要靠投行的保荐人。而中小板、创业板启动后，证券公司承销保荐业务发展迅速，但投行业务普遍存在管理松懈、粗放经营、“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现象。部分保荐代表人和投行业务人员急功近利，不管项目质量，一切以“过会”为目标，保荐人“只拿钱、不尽责”。

　　所以去年我们进行的投行专项治理很有意义。深圳17家证券公司中14家有保荐业务，这14家的业务量以2010年算的话，占全国的48%，基本是“半壁江山”。我就说，这个叫“湖广熟，天下足”，我只要把深圳投行业务弄起来，第一，能做个表率，第二，我把深圳基本问题解决了，投行保荐质量提高了，对整个全国的上市公司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21世纪》：投行专项治理活动开始后的一年内，深圳辖区券商从项目和机制建设两个层面着手，基本完成整改完善工作，其中“建机制”的效果比较明显。从投行专项治理到机构内控专项治理是如何演变，是否也是主抓“建机制”？

　　张云东：推投行专项治理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抓内控。我就由投行业务的内控，联想到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整个内控水平。这些机构所有的制度框架基本都有，内控专职人员也都有，像证券公司叫“合规总监”，基金公司叫“督察长”，期货公司搞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首席风险官”。

　　但问题仍然存在，第一，制度是否完善？第二，制度的执行情况如何？第三，内控部门管合规风控的负责人是否树立起权威了，话语权怎么样，内控有没有执行力？

　　说实话，机构的内控形同虚设，做得很差。内控部门在机构里基本属于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光靠监管机关外部监管，基本是隔靴搔痒，虽有一定作用，仍无济于事。关键还是机构把内部的风险控制内生机制建立起来后，监管机关可以省点心，解放了自己，机构的发展则也有了基础。我们明年内控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建机制，树权威”。

　　制度创新乃不得已而为之

　　《21世纪》：多年以来，深圳证监局在制度改革上多有创举，譬如独董制度、第三方独立存管模式、交易所债券回购业务改革、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报备制度等。深圳证监局还有什么酝酿中的制度创新？

　　张云东：所谓有些创新，都是根据市场需要，根据我们对监管职责的理解和监管工作的实际需要而做，并非为创新而创新。我们只是遇到一些难题，需要攻克解决时，不得已而为之，用一些反制措施，才形成创新。

　　像有些交易所、圈子系统里的人曾说，我们都把监管工作做到极致了。但接着我们就又搞了投行专项治理和内控治理。这完全属于进行监管工作中，积极思考，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靠“运筹帷幄”想法子，那样做不出什么创新。

　　做很多事之前我的脑袋是空白的，根本没想到这个问题。我的长处是，想到一个问题，只要在我的职责内，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我不会等，就立马把它做了。能做的事我就把它做完，不会留着细水长流。

　　《21世纪》：独董制度2001年从深圳开始实施，初衷是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但施行至今，许多独董沦为“花瓶”，独董职能被异化，该制度广受诟病，有声音甚至称独董制度要推倒重来，如何看待？

　　张云东：不管什么事，别动不动就说推倒重来。前些天还有人说把中国资本市场推倒重来呢，说这种话比较幼稚。很多事情基本方向确定了，但实施中肯定会存在很多问题，这需要慢慢调整。实施独董制度是个进步的过程，也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21世纪》：对于独制的改进有什么建议？

　　张云东：针对独立董事不独立的问题，在其选聘上就该有些规避制度。现在基本是采用大股东确立的办法，我跟谁关系好，信得过的就过来做独董。选聘制度决定了独董不独立，那就该在选聘制度上想办法，做些改革。

　　另外要加强监督，最好的监督就是阳光化。不管怎么说，独董会紧张。过去独董一年一次会议都不参加的情况也有，我现在要他专题披露，他就不好看了。以前是投资者、媒体要一家一家去问，那没有效率，现在我给你披露出来，咱们互相配合，这也会使制度进步。

　　监管一定要强势

　　《21世纪》：深圳证监局提倡的理念是“思想，责任，创新，强势”。其中，“强势”非常显眼。为什么深圳证监局，特别是你这么强调“强势”？

　　张云东：其实就是着急。我是实用主义者，只要我能做的事儿，我一定做。而我强势的原因，是责任感、使命感使然，我不这么做不行。我们强势，是根据法律法规，最起码是依据法理精神与投资者利益。强势并不是为深圳局的利益，为张云东的利益，所以别人不舒服也没啥说的。

　　虽然我这么强势，但我跟辖区内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都很亲，那个氛围我觉得很亲。大家对我们又有点怕，又觉得亲。

　　《21世纪》：据我们了解，不少被监管者对你的印象是“强势、铁腕、个性、专业”，概括得对吗？

　　张云东：更准确点给我概括，应该是“思想、责任、专业、强势、个性”。“思想”是第一位的，首先是独立思想，任何一个从业者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与方向感。第二是“责任”，我有极强的使命感、责任感，位卑未敢忘忧国。但这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我出身于干部家庭，我就热爱干这个。要么我就当兵，要么就是从事社会管理，但和平年代当兵没仗打，就从事社会管理。

　　“专业”我觉得可以。“个性”我也确实是有自己的个性。但我不同意“铁腕”。我没铁腕，腕儿听起来跟权谋、权术是一块的。

　　《21世纪》：你近几次公开发言和发表的文章中，已从监管工作延伸到金融安全，尤其对衍生品问题的关注。你年初发表的题为《回归本原》中，这点体现得很明显。为什么会发生转变？背后存在什么忧虑？

　　张云东：我真的很忧虑。不管对于整个国家，还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而言，方向与方向感都很重要，方向如果出了问题，那就是瞎忙活。

　　今年1月份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新时期金融工作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讲得很好，也非常重要。战略方向虽然讲清楚了，但怎么实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策略方向应该具体化。同时，“加强加快金融创新”也被提出来。单独来讲，两者都非常正确。但问题在于，这两者现在是两张皮，这边高呼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那边谈金融创新，言必称衍生品，一下子就往那边靠去，这很危险。

　　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一定要琢磨金融能给实体经济做什么，一定要深入，了解这个实体经济的需求，市场的需求，琢磨怎么给国家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这是很严峻的问题。即使认为金融衍生品在微观层面有对冲风险的作用，但也要从宏观层面看到它巨大的危害，两害相权取其轻。一定要对其风险有清醒认识，千万不能误入歧途。金融市场发展规模只要适合实体经济，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