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民间投资“挑大梁” 改善经营环境最重要

　　有专家认为，应加快改革以促进非战略性行业民营化

　　本报见习记者 周笑宇报道

　　随着中国经济下行风险的加大， 让消费挑起稳增长第一重任的声音日渐弱了下来。近期高层频频吹风，多次明确要在投资和出口领域加一把力。这意味着，在稳增长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第一要务之下，投资再次被放到重要位置。

　　事实上，从5月初开始，多部委就密集调研将推出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其中包括加大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审批力度，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等。仅在5月21日一天，发改委网站发布了97个项目，接近之前20天通过项目的总和。

　　“稳投资”政策成为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会议指出，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进度；认真梳理在建续建项目，切实解决存在问题，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

　　然而2009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给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带来的大量债务尚未消除，在此情况下，刺激经济的资金到底该从何处来？

　　财政投资副作用多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张劲涛副教授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一个重要的、也是比较成功的改革就是放开价格管制，走向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国有企业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进行转制和改革。尤其是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更是让广大纳税人支付了不菲的成本。如果出于一时救急之需，重新加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力度，极有可能重启2008年投资救市的老路，损害市场经济运行。

　　“从发改委和社会的思路来看，一遇到经济出问题，大家都急切地希望政府出手来挽狂澜于既倒，这实际上仍然是计划经济下的思路。个人认为，我国目前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力度不是不够，而是太过。政府原本已经明确，从建设财政走向公共财政、逐步退出经济舞台的前台，放弃对经济的直接干涉，改为幕后的间接调控。所谓间接调控，就应该是主要采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经济手段，对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给予引导和调节。而增加财政投资则属于对经济的直接干涉，应该是所有调节经济手段中最后保留的，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刻最好不用的手段。若政府把这个手段当成解决经济问题的首选手段，显然很不妥当。”张劲涛说。

　　民间资本将唱主角

　　在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外，产业政策有利于延长经济周期，降低宏观调控给经济造成的“副作用”。在这种情形下，庞大的民间资本备受关注，各部委纷纷出台政策引导民间投资。5月26日，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就在银监会公布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经营领域的政策文件之前，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卫生部、国资委与证监会五部委，也先后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密集出台了各自领域的鼓励民间资本发展的文件。在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外，产业政策有利于延长经济周期，降低宏观调控给经济造成的“副作用”。

　　这一次六部委密集发布政策向民资示好，其主要还是在落实“新非公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政策细化执行。除此之外，在当前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趋势下，各垄断部门改革加速向民资开放，这是“拉内需、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大局需要，在这个时间点推进改革，更具有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期各部委引导民资文件的出台，从根本上说是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采取的又一举措，说明宏观调控的重心正从之前的偏重货币、财政政策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并重倾斜，国家已经越来越重视通过产业政策的手段来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

　　在蔡志洲看来，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国资等领域，一方面有利于在相关市场引入竞争，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提升企业活力和行业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将资本引入实业，在减少可能存在的资本泡沫的同时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水平。

　　政策落实有待考察

　　有配套政策的保障，民资投资实体经济似乎形势大好。但仔细分析当前投资环境和政策落实程度，就可发现此中仍存疑问。

　　针对引入民资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了香港理工大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客座教授梁鸿辉。梁鸿辉认为，中国现行的投资管道不多，引入民资活络经济是一着好棋，既可增加投资管道、正确引导民间资金流向，也可以较低廉资金成本进行再投资，一举数得。但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吸引民间资金的投入、以及如何使民间资金在不受国企利益优先的前题下获得保障。

　　虽然国资委近期发布了《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文件中虽然对民间资本的出资方式、参与形式做出了规定，但并未提出能实行有效监督的机制。虽然建议民间投资主体与国有企业共同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但对该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第三方监督并未提及。对此，梁教授表示：开放垄断行业或有政策保护的国企, 必须有完整配套政策。对于超大型企业，可以分拆为多个企业，相互竞争、增强企业生存力。

　　“在有时效的政策下，要加快进行国企民营化、健全股东会及董事会、落实监督机制。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应公选有能力之士出任，避免上级直接指派的老做法。当高管需向董事会及股东负责、而不是有政府政策做保障时，方可落实利润及投资报酬率最大化。”梁鸿辉说。

　　此外，在国企重组改制中如何对国有资产价值进行准确评估、避免国有资产人为流失、在实际经营中如何保证民间投资主体的有效参与，以及改制后的公司结构如何等一系列问题，也需要在实践中逐步解决。

　　改善经营环境最重要

　　落实政策、完善“新非公36条”配套细则固然重要，但这些只是促进企业成才的阳光与水分，唯有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才能提供肥沃的土壤供企业茁壮成长。

　　目前我国实业经营普遍面临税负高的问题，同时人民币汇率上升、通货膨胀使成本增加，企业利润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钱被投入股市、房地产等快速赚钱行业，实业有“空心化”趋势，实体经济对民资缺乏吸引力。

　　“个人认为，目前刺激经济最有效、副作用又最小的政策就是减税。政府应当一方面减税，一方面严格控制三公支出，以免因减税而影响政府正常支出。根据拉弗曲线效应，减税并不见得一定会减少政府收入，但却可以大大减轻企业负担。”张劲涛副教授说。

　　除了减税以减轻企业负担、提高利润，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以上种种问题，我国的长期发展目标仍然是经济转型。

　　“在过去十多年，因为经济改革取得好成果，大家都放慢了脚步。现在面临全球经济大衰退，中国必须加快经济改革，全面促进非战略性行业民营化，既减轻政府负担，又增加市场竞争，最终利益归于消费者。”梁鸿辉最后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