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起点，而非终点

　　本报评论员 祝乃娟

　　在近日的“6·5”世界环境日高层论坛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我国PM2.5标准与国际实行了低水平接轨，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学习外国经验的结合。

　　PM2.5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是近来互联网的功劳，微博(http://weibo.com)上多种途径对于PM2.5的信息正在不断丰富着人们对于自己所处环境的认知与判断。四十年前的6月5日，联合国召开了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向全世界发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声。至此，环保成为人类的共同行动。要知道，空气并不能因为国界地域而被硬生生地分隔开来，某一区域的空气质量也许关系到整体的空气质量，人类对地球上的空气质量进行监督与想要改善的意愿，都是合情合理的。这就犹如抗生素的使用，中国人对抗生素的滥用，已经开始令世界感到不安，他们担心，抗生素产生的耐药性会令原本可以杀灭的病菌存活甚至扩大。空气质量，其实是一个比抗生素使用更为牵涉整体的事情。

　　中国现在发布的新空气质量标准，其中PM2.5日均值75微克/立方米。说它是根据中国的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决定的，其实也不尽然。首先，就发展水平而言，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如果说环境保护的标准需要参照国情的话，那么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是后发国家的情况，后发国家相比于已经走完工业化的国家有着一定的优势，后发国家可以根据后工业化社会的一些经验教训去避免走一些弯路，比如环境保护，再如食品安全，后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模式，在后发国家完全可以改变。其次，中国的环保技术条件也并不输发达国家，比如风能、太阳能的技术水平都很高。如何对环保投入、让创新与技术进入实际使用层面，如何通过各种配套政策来达成环保的目的，约束各种对环保的干扰性力量，才是中国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

　　环保不需要太多理由与口号，只需要决心和行动。决心不能足够大，是因为环保确实是一个牵涉太多利益面的事情，并且环保部门相比于产业部门还显得不够主流。行动不够多的原因则在于，很多环保的政策与规定，在现实中总会受到地方山头主义以及财政税收意愿的牵绊与干扰。很多部门、政策制定的初衷，未能充分考虑到社会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物的社会还是人的社会，这些认识决定着环保能够具体落实多少、是否会成为人们从心的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环保具有叠加、多因素、压缩式的特点”，应该成为中国更加努力的起点，而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