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与中国城乡困境

　　吴志峰

　　最近央视在热播电视剧《知青》，引起了人们对“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广泛讨论。这样的讨论既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正如有人指出过，“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知青”这个名词是新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特殊名词。

　　关于《知青》的讨论，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故事的真实与否上。我没有亲历那些历史事件，所以很难从真实与否的角度去评价《知青》，我甚至想，就算我是历史当事人，也很难说就一定有那种评判资格吧。因为就算当过知青，知青与知青也都还不一样，比如说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无论从生活经历还是从情感认同来说，都不会是一样的。即便在同一个地方当知青，由于情感态度（包括事后的态度）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会不一样。关键是《知青》毕竟只是一部电视剧，非得从真实的角度去要求它，只能说我们自己的要求搞错了对象。作为一部电视剧来说，我觉得《知青》挺好看的，它也确实比当前许多都市言情剧、宫廷斗争剧更能激发年轻人的健康情感，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一样的“起点”与“终点”

　　但从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叙事角度看，我觉得《知青》有两个地方特别有意思。第一是它的叙述起点：故事是从一辆火车到站，一个青年高喊“北大荒，我们来了”开始的。所谓“上山下乡”，指的是城市知识青年到乡村到山里或边疆去参加农业生产，按道理，故事的天然起点当然应该是“城市”，但《知青》并没有从“城市”开始讲起。看到这个情景，我马上就想起了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食指的诗写的正是某些知青离开城市奔赴乡村时的瞬间情感，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很显然，是从“离开”城市讲起，还是从“到达”乡村讲起，会造成很不一样的情感效果，因为它们意味着叙述者不一样的身份认同。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讲述，与对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的讲述，是绝对分不开的。关于知青的故事，说到底，难道不正是关于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的故事吗？

　　《知青》中另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把知青运动与“文革”进行了有意的切割。这从剧中主要人物对“文革”的讲述和情感态度中可以看出来。无论是知青们本人，还是村支书或兵团主要领导，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文革”保持了距离。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切割是编剧在当前历史情境下的一种策略。但这种切割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试图讲述出知青运动自己的意义。但《知青》同时也试图把“文革”期间的知青运动从整体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切割了出来，似乎“文革”期间的知

　　青运动本身是独立的历史事件，而那一代知青便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如在电视剧的题序中，仅仅把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知青叫作“知青”。如此处理，那代知青的命运就会变得无法理解，那一代知青的历史意义也会变得模糊不清。

　　事实上，因为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记忆大都是由“文革”期间下乡的知青们书写出来的，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上山下乡”运动几乎就等同于“文革”期间的知青运动。而这样的理解恰恰遮蔽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真正历史动因。

　　不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剧最后又通过结束语把知青运动上溯到了五十年代。这个结束语虽然在时间的限定上与题序中的说法相矛盾，但正是这种矛盾为我们重新理解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提供了一种更广阔的历史视野。

　　如何把握“知青”的历史意义

　　其实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上山下乡”的最早表述是“下乡上山”，出自《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6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一文。该文中的“下乡上山”主要是指动员乡村和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此外，1963年10月，周恩来在对国家计委、教育部、劳动部、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的负责人的讲话中指示，要长期地抓紧城市知识青年的下乡工作。他还强调，知青下乡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长期不是三五年，要搞18年。从1963年算起，每年全国有300万人需要安置，其中城市各方面可以安置200万，还有100万必须下农村，按18年计算，就是2000万人左右（参见刘小萌等主编《中国知青事典》）。再者，“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完全正确”，上山下乡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主要是‘四人帮’对知识青年工作的干扰和破坏”造成的，“应当统筹解决”。

　　仅从以上几个事实出发，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把“文革”期间的知青运动与整个“上山下乡”运动切割开来，我们就会失去理解知青的有效历史框架。因为，“上山下乡”运动在“文革”之前很早就发生了，“文革”期间的知青运动只不过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上山下乡”运动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也不仅仅是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与文化的。

　　对此，这篇短文不可能展开详细论述，我只想指出，必须把“文革”期间的知青运动放到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从而放在中国的现代化方案及其所造成的城市与乡村的困境中去理解，才能跳出“特殊一代”的经验局限，更有效地把握其历史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