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掮客”行长落马记

　　本报记者 李伊琳 山东临沂报道

　　6月5日下午1时许，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临沂市看守所庭审现场，身材微胖的刘树伟身着囚服，被法警押送入庭，与背对旁听席的梁秀芬并排坐在被告席上。

　　从银行支行行长与VIP客户关系，到朋友关系、再到最终成为相互指证的服刑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此刻庭审现场的再度相逢，不知两人心中做何感想。

　　刘树伟，现年40岁，原临沂城市商业银行（下称“临商银行”）罗庄支行行长；2008年7月，因涉嫌诈骗被临沂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0年10月15日，因金融诈骗、伪造金融票据、高利转贷等罪，被判有期徒刑17年。

　　梁秀芬，曾是三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2006年起，开始与刘树伟进行着频繁的银企往来和资金交易。目前，她被公诉方、临商银行、临沂公安指控为刘树伟的合谋者，涉嫌罪名与刘两项雷同，即伪造金融票据和高利转贷；甚至被刘指控为案件主谋。

　　对案件抽丝剥茧后，一张攀附银行系统而建的地下资金运转网络浮出水面。时任支行行长的刘树伟，正是缔结这张资金大网的中心。他以替客户办理承兑票据等为由，帮助客户筹集资金，充当借贷双方的“过桥”中介从中渔利。

　　地下金融灰色截面

　　“欠了高利贷的很多钱，不跑会有人要了我的命。”这是刘树伟在2007年10月19日“跑路”前留给亲友的一句话。出逃前，刘还卷带了一批客户资金，但最终没能躲过法律的惩治，次年便被抓获归案。

　　刘树伟1992年就进入金融系统，是临沂金融圈的资深从业人员。1998年，他进入罗庄商业银行罗西支行，2002年已经成为临商银行罗庄分理处主任；机构调整改名支行后，刘的头衔也升为支行行长。

　　被判刑后，刘树伟案再度牵出两场官司。一是梁秀芬依一张由刘开具的银行交款单，将临商银行与刘树伟告上法庭。第二场官司正是文首，于6月5日上午10时许正式开庭审理的梁秀芬和刘树伟金融诈骗案。

　　刘树伟从支行行长跌落的这一跤，也剖开了临沂区域金融业态中的灰色截面。

　　2006年前后，国内票据贴现业务大幅飙升，贴现利率则远低于当时的银行贷款利率。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第一季度票据融资增加3105亿元，占新增贷款的25%。尤其是当年的1-4月，票据融资增加近4000亿元，而此前三年，每年的票据融资增量分别仅为3428亿、2385亿和4700亿元。

　　文宏贾（化名）现在临商银行押运队工作，2007年10月前，就职于临商银行罗庄支行罗西分理处，主要负责财会业务，还经常给刘树伟“跑腿”，自己也曾经想如刘那般转贷获利。

　　事实上，他转借的多是刘树伟的钱。一次，有个朋友的一笔银行贷款一时还不上，文宏贾找刘树伟借了14万元给垫上。原本约定只用几天，约定利息为 4000元，银行续贷后归还。但因续贷没有成功，14万也一直没还上。

　　此事刘树伟完全知晓，也正是他无息出借给文宏贾。但文宏贾经常帮刘树伟去“弄票”，这14万或可算是一种报酬，刘未予追究。

　　所谓“弄票”，是这个圈子里承兑汇票办理操作过程的“隐晦术语”。

　　根据文宏贾的供述，刘树伟帮企业将承兑汇票前期办理好后，大都叫文宏贾带着企业的人到临商银行票据中心填写票据，承兑汇票出票后，由他负责将票拿走，不给企业的人拿到。随后根据刘树伟的指定，再由他负责送给临沂的一些“票贩子”。

　　文宏贾称，有的票贩子当时还在临沂老市委东边一宾馆内租设数个办公室，颇具规模。

　　这些票贩子事先会与刘树伟谈好贴息利率，由他们负责将票贴现后，再根据刘树伟的要求，将现金打给刘树伟控制的账户。整个流程非常快捷，往往一天就能完成一笔2000万面值的承兑出票、贴现。

　　司光密（化名）目前是临沂一办事处主任，同时也是一家化学品厂和瓷业厂的幕后控制人，两家企业实为同一家，办公地点也在同处。

　　司光密的两家公司经常在刘树伟负责的机构里办理承兑汇票，一般办理汇票的保证金额度为50%到60%。有时保证金不够，就由刘树伟帮他搞定，但他得支付利息。

　　但公司办理承兑汇票时，一切都由刘树伟一手操办，司光密只需要将企业的法人章和财务章送去即可。而且，企业也往往信任这名行长，司光密有时会将这些印章直接放在刘树伟处。企业只用承兑的差额部分，循环套开承兑汇票融资，相当于借新还旧。

　　比如，在2011年11月前后，临沂市一经贸公司法人代表汪起（化名）找到刘树伟，说公司办理承兑汇票交保证金还缺600万元，请刘树伟给予帮助。

　　刘便找到了票贩子林美（化名），和目前被指控的“高利转贷”的梁秀芬。林美打到刘树伟控制的一个账户上200万元后，资金被转到梁秀芬的软骨素精品厂的企业账户上；刘树伟又通过他所控制的妻子名字的账户，再转到梁秀芬个人账户，加上账户上原有的50万元，凑足250万元后，又将资金转给了汪起的这家公司账户。

　　同时，刘树伟又让梁秀芬的双发油棉的公司账户上转款350万元到汪起这家公司。通过如此的资金流径，迅速凑足600万元，以解汪起的燃眉之急。

　　而汪起的这家企业贴现完成后，通过他所控制的另一家企业，将款分别打给梁秀芬控制的双月软骨素企业账户100万元，双发油棉企业账户500万元，融资成本以每100万元资金日息3000元计。

　　根据司光密的供述，同期的银行贷款利息即为每百万元每天3000元。“一般这类收益的打款，刘树伟不让转账，怕留底，只转现金。”这也是刘树伟认为能规避银行监管的招数之一。

　　“金主”梁秀芬

　　根据梁秀芬在法庭上的陈述，当年，经亲友介绍，时任临商银行支行行长的刘树伟因揽存相识了梁秀芬。

　　在该名亲友的引荐下，刘树伟与梁秀芬相识后，并在刘所在的金融机构开设了两家企业的基本户。后来，她将自己实际控制的另一家企业——双月软骨素精品厂的基本户也开到了罗庄支行。其借出的高利贷单笔数额一般为50万元、80万元、100万元和300万元不等。目前，多个渠道指其仅通过刘树伟放高利贷累积利息收入起码上千万。

　　另据刘树伟本人的供述，梁秀芬是他帮企业筹集承兑票据保证金的主要资金来源。刘树伟借梁秀芬的钱也都是通过她的两家企业办理现金和转账支票，先转到刘树伟掌控的数十个账户上，有时为了规避银行监管，先转到梁秀芬在罗庄农村信用社个人或单位开的账户上，然后两人去提现金，再由刘树伟打到他所掌控的银行账户上。

　　刘树伟给企业打保证金，就找梁借钱，每百万元每天利息1000元，后来提高到3000元，有时甚至高达五六千元，都是刘树伟从公司账户上给别的企业转账，大多以现金支票形式提取，然后存到刘树伟掌控的账户存折上。

　　开始时，刘都是按约定提前支付，办完承兑后，将本息一并交付梁。后来，刘树伟将商定的利息加到本金内，给她开具临商银行进账单，上面盖着罗西支行的一个“三角章”。一般写的日期都是交款日期的延后日期，比如5月10日借款，如果双方约定为5月25日还款的，落款时间就写5月25日。

　　之后，刘树伟会提出款再借用一段时间，并将借款和利息累积后再写一张缴款单，之前的缴款单就被收回了。如此利滚利，截至2007年8月27日，梁秀芬放给刘树伟的高利贷本息已累积达到2000万元；至同年10月25日，该本息已高达3158万元。

　　梁秀芬也是这个支行的“名人”，上上下下的人都对她比较熟悉。对她的评价大都是“精明”、“小气”，“银企对账时，连一毛钱都会计较”。但至此，梁秀芬仍不承认自己借给刘树伟的钱属于“高利贷”，只称是帮助刘树伟完成支行的存款业务。

　　夏广才也是原罗庄支行的一名员工，调离该支行后，还曾找梁秀芬拉过存款。2007年10月，刘树伟出逃后，梁曾是夏广才最大的客户。为了能继续向梁秀芬揽存，她在刘树伟事发后，帮梁秀芬解答了银行交款单方面的法律效力等问题。因为此事，他差点被临沂公安实施刑拘，最终被检察院否决。

　　事实上，当时基层银行揽存考核压力巨大，有银行同业甚至认为，刘树伟的一些行为并非纯粹出于借贷获利，他的很多操作模式，也在无形中保障了支行的存贷款业务。

　　银行风控暗道

　　按照银行的规定，银企需每3个月对一次账，但刘树伟跑路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找梁秀芬对账。此时，梁与刘之间的信用体系已经非常脆弱。梁秀芬开始为自己积累了那么多的借款而忧虑，因为这些钱压根没真正进入银行系统。

　　2007年9月中旬，她要求刘树伟填了两张临商银行的现金交款单，上面盖着银行的现金收讫章，一张是累积形成的2000万元，另一张是658万元所谓“利息累积收益”，并将之前的单据收回。之后，梁就一直催着刘树伟抓紧还钱。

　　刘树伟向梁秀芬借取的资金如何往来，因为大都通过现金方式进行，银行的系统里没有记录可查。因此，律师认为这两张单据具有法律效力。然而，这两张单据的形成，却显示了银行风险管理上的不少漏洞，主要体现在银行现金收讫章的使用上。

　　临商银行内部人士分析，根据银行规定，上班时，现金收讫章应由柜员使用及保管；下班时，则要放回一个带锁的袋子里。即便平常吃饭、上洗手间，柜员也要将这枚公章仔细保管好。

　　理论上，行长是不能碰到这枚章的，但刘树伟却可以轻易偷盖。

　　据银行内部人士回忆，当时放那枚公章的袋子拉链坏了，柜员曾经要求刘树伟更换，但见刘没及时更换，也就没有进一步坚持。下班时，也只是将章和包一起放到一个大的铁皮箱里给锁上。平常吃饭或上洗手间的时候，有时也没及时收好，这才让刘树伟有机可乘。

　　另外，支行一些员工也有发现，刘树伟处收有其他企业印章、存折的现象，并有向企业转账等行为。

　　对于前述两张重要证据——银行缴款单，刘树伟供述称，当时他在梁秀芬的威逼下，在上面做了些手脚，故意写了多处不符规定的内容。

　　比如，根据业务规定，如果该笔款入账的话，上半部分为客户填写，下半部分为银行填写，临商银行正式入账的现金交款单下半部分均有银行及其打印信息，但给梁秀芬的则不是银行机器打印的。而这两份交款单，实际只是前台办理业务时使用，前台以外不能使用的。

　　不仅如此，这两张交款单为对公使用的业务单据，上半部分明示为“单位填写”，而梁秀芬当时要求写的是个人名字。此外，现金交款单上有刘树伟本人签字，但临商银行规定，行长不能接触柜台业务，更不能收客户款项。以上这些都说明了这份单据是假的。而且，名字中，梁秀芬的“芬”也被刘树伟故意写成了“粉”字。

　　于是，两张重要证据——银行交款单的真伪与法力效力成了本案的症结所在。不仅如此，案件本身疑点重重，控辩双方各执一词。仍以上述交款单为例，梁秀芬称两张交款单记录的2000万元为刘的借款本金，685万元为借款利息，但刘树伟的供词刚好相反。

　　诸多疑点需待法庭进一步审理，本报也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