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东京重振东风 打造上海国际金融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深度访谈4）

　　本报记者 赵怡雯

　　

　　

　　

　　ＣＦＰ图

　　如今，在纽约、伦敦等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中，东京并不太引人注意。特别是相较香港、新加坡以及上海的迅速发展，东京的身影越发显得单薄。然而直到2000年，东京都作为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一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曾在日本一桥大学从事第一线科研与教学工作十多年，现为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袁堂军教授，日前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具体剖析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东京，在经历数次金融变革后，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的借鉴和启示。

　　话题一

　　东京如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金融国际化的第一个阶段应该与东京一样将重点放在如何吸引境内居民资产，推行从境内居民角度的国际化

　　《国际金融报》：东京是在什么背景下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与目前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内外经济背景，是否有共同之处？

　　袁堂军：金融中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都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日本也不例外。二战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境内居民储蓄率不断攀升，其金融产业通过吸收民间储蓄资金，并有效地利用高速成长的实体产业而发展壮大起来。同时，以出口为导向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迅速扩大。贸易金融业务的迅速扩张，推动日本金融迈入了国际金融体系。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为回避日益高涨的人工成本以及日元升值的压力，日本企业对海外直接投资十分活跃，同时因为日本企业依赖的是银行融资体系，因此以银行为中心的日本金融机构也大举挥师海外，并形成了以日本东京、美国纽约以及英国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与资本市场的三极结构。东京市场的扩大是在广场协议（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之后，因日元的急速升值而产生了大量的资金剩余，同时贸易顺差的扩大，也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最终使日本一跃而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但同美国一样，日本对于资本市场的管制较多，低息国债与较高的法人税，使日本的投资家更倾向于选择伦敦和纽约市场进行交易，形成了“日本-海外-日本”的资本流向格局。至此，日本在国际金融与资本市场上扮演着重要的国际资本提供者的角色，东京市场也因金融中介以及积极的资本运作成为国际金融与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金融国际化的过程，在开始阶段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引导了金融交易的扩大。1980年以后，可以归结为金融交易的自律行为。而促成这样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1980年12月的外汇管理法的改正，对海外的证券投资急剧增加。这个结果可以认为是从日本境内居住者的视角所看到的国际化。与其相对应的，从日本境外居民的角度看到的日本金融国际化，则带有“外压”的性格。应该说始于1985年日美两国的日元美元委员会的设立，是欧洲日元市场以及日本国内的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开始的里程碑。到泡沫经济时代为止，制度方面的严格监管也导致了日本金融在商品的开发和创新方面受到压抑，致使其后的发展显得并不顺利。然而因其金融规模庞大，特别是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资金-Japan Money”，伴随着日本的银行、证券、生命保险会社以及一般法人企业的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在资产运用，投融资方面，几乎达到了具有左右国际金融市场的实力。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背景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上海本身的经济强势增长。在资本账户，人民币自由兑换尚未开放的前提下，上海金融国际化的第一个阶段应该与东京一样将重点放在如何吸引境内居民资产，推行从境内居民角度的国际化。另外，目前正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之后的全球金融系统各自重新加强管制的时期。国际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放宽规制的自由化，因此上海可以说是逆行出击。这与东京国际化的第二阶段处于英美为主的金融市场自由化的阶段有所不同，能否在严格把控风险下顺利扩大国际金融业务的份额是需要智慧和慎重态度的。

　　话题二

　　东京国际金融中心有何特色

　　上海金融的国际化能否顺利建成，最终取决于中国经济能否平稳地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内需转型是否顺利

　　《国际金融报》：东京之所以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它所展现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它之所以能够吸引全球资本的到来主要源于它怎样的定位和特色？上海有何借鉴之处？

　　袁堂军：几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各自有其特色，比如纽约市场主要特点在金融创新上，是主要金融技术和金融衍生品的产地，伦敦市场主要是全球资金的集散地。东京市场的主要特色首先是拥有巨大的日本国内金融市场规模，这源自于日本经济整体的发展和实体经济的成功而产生大量资金剩余。

　　东京首先是日本国内的金融中心，不仅拥有日本的中央银行本部，几乎所有的日本地方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以及主要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银行的本部都放在东京。另外，按照三菱综合研究所的调查还可以归纳为，日本金融市场的成熟度高，流动性高，居民金融资产规模大，优质企业资源丰富等。一般来说国际化的金融业务有注重国际金融市场的侧面，也有注重境内市场的侧面，显然日本金融更倾向于境内市场，是将金融市场功能定位于服务于本国实体经济，而没有选择追求国际金融业务规模效益。日本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都坚持了制造立国的方针，培育了大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企业，而这也是东京市场吸引全球资金的主要优势。

　　上海可以向东京学习的是如何培育和持续拥有国内最大的金融市场。这就需要杜绝好高骛远的倾向，踏踏实实地利用和发挥在国内所拥有的比较优势，通过继续吸引国内资金来扩大市场规模，并将金融业务向全国覆盖形成国内高流动性，高效率的金融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额和市值，黄金现货交易量，期货成交合约数量都已经进入世界前列，背靠的就是中国经济的规模。上海只要能做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调配中心，那么上海可以毫无悬念地在规模上同东京一样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主要市场之一。而上海金融的国际化能否顺利建成，最终取决于中国经济能否平稳地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内需转型是否顺利。同时如果上海能够在健全法律体系、信息披露制度、国际会计准则，建设安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生活环境等方面先行一步的话，全球金融机构也会不请自来在上海寻求商机，谋求发展。

　　话题三

　　东京如何把控风险监管

　　为了更好地把控对外开放的风险，金融的国际化和自由化一定要在其他领域成熟的条件下渐次推进

　　《国际金融报》：在金融领域方面，政府的对外开放政策应该如何拿捏？如何把控对外开放的风险因素？在风险监管方面，东京是如何把控的？

　　袁堂军：一个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以及国际化过程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改善本国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对本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应该放在其他领域的自由化市场化之后。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在其他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贸然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将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弊端。比如，伴随资本自由化，从海外流入到本国的资本增加，人民币将会受到升值的压力。那么本国的出口产业显然会受到打击。从这个角度就必须做到贸易自由化，以及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企业为先。同时，从实体经济来看，外资比国内企业更倾向于投入收益率高的行业，因此对本国潜在的未来产业的培育极端不利。最后，随着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内外的资本交易趋于活跃，汇率波动也会愈加激烈。因此，本国的出口企业不得不面临汇率的不确定性，而影响出口行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下，会让央行调控顾此失彼等。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控对外开放的风险，金融的国际化和自由化一定要在其他领域成熟的条件下渐次推进。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过程是谨慎而缓慢的。首先是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大量发行的国债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自由利息率的债券市场。1980年以后放宽对外汇的管制，而银行存款利息也依照从大额到小额的顺序，大约花了从1985年至1994年10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自由化。考虑到中国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巨大，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经济发展的阶段也不同，因此在众多领域的市场机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贸然加速以市场运作为中心的金融国际化，极易丧失独立控制能力而无法对应外来冲击所引起的经济震荡，需慎之又慎！

　　话题四

　　上海如何进行金融创新

　　上海的金融创新更应该注重制度改革，首先应该努力做到促进国内市场的完善和提高效率，然后才考虑如何吸引更多海外资源为本国经济发展所用，最后才是考虑如何开发新的金融商品

　　《国际金融报》：在金融创新方面，在目前国内国际宏观背景下，上海可以做哪些金融业务的试点？东京在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是如何进行金融创新的？

　　袁堂军：金融创新并不是一个十分明晰的概念，根据各自阐述的角度也会有所不同。这里存在一个层次的问题。首先从宏观层面说，可以定义为制度、组织等的改革和改良，其目的是增强市场机能，提高市场效率等。特别是提高抗风险能力以及风险监管能力十分重要。其次，从微观层面，更多的是指新的金融技术，新金融商品的开发。那么金融创新的主体也是不同的，面对市场变化和制度变化的反应也不同，创新的角度也就不同。

　　在日本，政府更多的是对其宏观层面进行了一系列国际化自由化的促进措施，包括金融制度的完善，商品市场的充实，利息自由化等。东京市场国际化的初期主要是其经济增长结果，而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外压”，即日美广场协议。针对后者，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各方面的反应是不同的。比如，银行部门关注到日美协议将使得金融自由化的速度加快，因此注重加速新商品的开发，同时为提高业务经营的效率而积极推进机械化和扩大国际业务等。信托银行，针对允许外国银行参与境内市场，一面提出反对意见，一面为提高资金的境外运作效率，积极向外资银行提供信托业务方面的信息，抢在地方银行和证券公司之前与外资银行谋求合作的机会。实业界对于日美协议评价应该算是最高的，认为欧洲日元债务的放宽管制，以日元计价的银行承兑汇票市场的创设，可以让企业更容易实现低成本的融资。而日本央行的反应值得我们关注。他们对欧洲日元市场的扩大可能带来的对本国政策效果的影响保持了高度警戒。为防止货币政策（货币供给），金融政策的失效，他们将政策目标定位于更加重视市场调节功能的强化，并为此迅速改革短期金融市场，以及强化国内金融机构的经营体制，上述各个金融主体的行为大多是各个行业自发的反应，而非政府主导，这一点应该是值得上海在国际化过程中特别借鉴的地方。

　　关于上海如何创新，需要回答的是一个本源的问题，就是我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的是什么？一般而论，作为政府行为推动建设金融中心的终极目标应该也只能有两个，一是形成具有国际金融交易比较优势的金融产业，通过扩大金融交易规模而获取利益，如伦敦市场。二是形成高效资本配置市场，为本国经济有效配置资源的服务。显然受人才，经验以及制度缺失的限制，前者是不现实的。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的金融创新更应该注重制度改革，首先应该努力做到促进国内市场的完善和提高效率，然后才考虑如何吸引更多海外资源为本国经济发展所用，最后才是考虑如何开发新的金融商品，通过运用金融技巧在国际金融市场交易中获利。

　　话题五

　　上海缺少什么样的人才

　　仅仅靠高薪从海外引进一两个是不行的，还要在相关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投入较大的资金，形成能够自我培养的教育体制和科研能力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国际金融报》：东京金融市场有哪些比较特别的体制和措施，吸引来自全世界的金融人才？在引进金融人才方面，可以给上海哪些建议？

　　袁堂军：东京市场的金融人才储备并不差，但主要是面向国内金融市场的人才。日本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教育没有太大的差距。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教育人才培养历史都比较悠久，教育体制也相对成熟。同时会计，法律等相关社会科学的教育研究机构和制度也相当完善。金融行业本身从明治初期开始自发形成到现代金融体系的导入和发展都没有中断，参与国际市场运作的规模和历史也比较长，因此金融人才积累相当厚实。东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吸引人才的目标，主要是针对在日本的海外企业和机构，为他们提供更加适合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税收优惠，以推动吸引海外机构将核心业务带到东京来运作，以扩大东京市场的交易规模，引进竞争机制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上海有所不同，我们不仅缺乏必要的高端人才更缺的是大量的基础人才，一是因为我们的金融行业被中断过很长的时期。同时制度的缺失也决定了我们引进人才的目的和东京有所差异，主要还在于如何强身健体。这里值得反复强调的是，金融作为整体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领域，我们似乎更缺具有深厚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以及精通国际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的高端专业人才，能够站在可以洞察中国经济本质的高度，为金融市场的建设问诊把脉。因此我们引进人才的方针，应该注重引进真正能够解释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经济学，金融学专业人才，提供方向性的策略。同时也需要与强化中国金融市场运作，金融交易技巧，金融商品开发能力的相关人才。同时还需要大量的精通多国法律，会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我想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仅仅靠高薪从海外引进一两个是不行的，还要在相关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投入较大的资金，形成能够自我培养的教育体制和科研能力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