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华勇：气候谈判为何只看到热闹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确定了一个“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看似华丽，实则成为谈判中的死穴。

　　6月20—22日，“里约+20”峰会举行，各国继续探讨CBDR(“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争议依然存在，让人们在德班会议得到短暂的温暖和慰藉后又心怀忐忑——德班之前失败的哥本哈根和坎昆会议给人留下阴影，大家渴望找到理由和勇气继续守望在谈判桌前。

　　解开华丽的死穴

　　哥本哈根之后，大家对气候谈判的期望值降到了极点，大家纷纷猜测，气候谈判框架本身会不会忽然就解体了？所有的势力都在忙着敷衍塞责，整个谈判又回到了原点。德班会议前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人们一再为整个谈判的命运而担心。美、加、日三国近乎无赖的强硬表态，将近二十年来逐步建立的整个气候谈判框架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自1992年以来，联合国气候谈判已经进行了17次之多，在今天来看，这许多谈判带给我们的最重大意义，就是让我们学会思考这样的一个谈判到底有没有意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确定了一个“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Commonbutdifferentiatedresponsibilities)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碳排放中的不同角色和历史责任，以便区别对待。正是这个原则，看似华丽，实则成为谈判中的死穴。

　　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则更进一步，确定了发达国家实现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的目标，并且确定了三个碳交易机制，建立了全球碳市场的基础。而对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规定任何强制性的减排义务，只是希望大家可以自觉。

　　如果当初把《京都议定书》的有效期限多约定几年，说不定就不会再有今天的反复了。2012年，议定书到期。围绕下一步的机制安排，国际社会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争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各国都想在新的机制安排中，取得最大的利益。糟糕的是，似乎所有的参与方，在原有的框架之下，都受尽了委屈，从而在新一轮的谈判桌上，要报复性地找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在这种气氛下，早年的大量努力的成果，都必将付之阙如。

　　这种全球的多边谈判机制安排的内在缺陷，让谈判本身逐渐变成了误导公众的障眼法——媒体和公众热衷于大国外交博弈和政客的表演，鲜有思考背后的逻辑与秘密，关注谈判本身，忽略来自市场和民间的自我冲动及发展努力——尤其是——一向把低碳经济视为政府职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