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破产法》起草专家小组成员李曙光：用市场方式处理立人集团债务

　　张丽华

　　第一财经日报：立人集团案发后，温州泰顺县政府承担起了类似管理人的角色，你对此有何评价？

　　李曙光：立人案件说明了厘清与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重要性。

　　首先，政府不能直接去当管理人，政府接管企业，直接负责企业的生老病死，是拿纳税人的钱补破产企业带来的问题，这颠倒了他的职责权限。

　　第二，政府不能当间接债务人，更不能当直接债务人。政府承担起所有债务清算重整的决策人，政府就成了直接或间接债务人，所以政府应该远离债务人角色。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破产案件，甚至包括上市公司重组案件，政府没有股份，但是管理人是他，管理人清算工作都是他在承担，甚至由政府秘书长当清算组组长，当监管人。

　　政府这么做的理由是“稳定”，政府担任破产管理人，还有一个理由是“协调”，可是市场的行为怎么去协调呢，市场行为就应该按照市场走，这一“协调”就把破产这样一个市场行为协调成行政行为了。

　　日报：在非法集资类案件中，政府的职责是什么？

　　李曙光：政府首先是要做的是预防，出现这个苗头，要把工作做到前头，不要等到事件影响扩大收不了场时再管。

　　第二，出现问题，要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政府要摆正位置，你是一个监管者，该抓的要抓，不该抓的别抓。

　　第三，你要用法律的手段，不要什么事政府都揽下来。债权债务关系，有合同法按照合同法办；有公司法按公司法办；有破产法按破产法办。有关刑案，移送公安、检察院；有关资产处置，移送法院依法处理。如果由政府来做资产处置，信息披露不透明，就涉及人权自由问题，涉及到经济权利的问题。扣押嫌疑人，某种程度上，甚至把还款的可能性都扣起来了。

　　日报：立人集团的案件，由于有债权人代表委员会等机构，以及资产处置进展速度较快，显得比安徽兴邦案件等其他非法集资类案件处理得更妥当，你是否也这样认为？

　　李曙光：不能以一个地方政府比另外一个地方政府处理这个事情上有效率，就证明那个地方政府处理这个方式就是好的，如果用市场方式去处可能会更有效率，我们应该跳出政府处理方式的误区。

　　就效率的内涵来讲，某种程度上不仅指时间上的效率，而是给整个社会，给整个市场经济，一个法治与规则的预期，给投资者、债权人一个市场化的未来，树立市场的信用，商业信用和社会信用。

　　如果说行政机构在资产处置机制上还有什么可以作为的话，我认为就是在行政的处置过程当中可以摸索出经验，即如何让政府更少地介入到这种处置中去，目前这样的行政处置和探索，是有益的。

　　日报：200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担负起依法惩处非法集资的责任。这是否意味着国务院要求当地政府承担起破产管理人的角色？

　　李曙光：这里的“责任”我理解不是让政府去替代市场，去当直接的债务人，不是全部由你来打包处理。

　　政府要承担的责任，是维持市场的秩序，要让更多有专业能力的中介机构去参与。就非法集资案件来说，是要让法院更好地接触这些案子，鼓励法院接触这些案件，站在一个中立的执法者的角度，依法行政。

　　当事人需要找到一个中立的仲裁者、法院、司法机构的时候，政府不要去打破它，不能排除掉司法和规则的手段。而应该主动避嫌，让中介机构和司法机构去处理。

　　日报：与《企业破产法》完备的破产清算、重整程序细节规定相比，行政化的资产处置有何规则约束处置行为？

　　李曙光：《企业破产法》对怎样申报债权，对债权人会议怎样进行，对于重整方案、分配方案怎样操作，都有规定，行政处置没有相应的法规可以依据。信息透明度不够，比如破产账目公不公开，受不受监管，会不会挪用，没有法规来规范。又没有监督和制衡的措施，难免成本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