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地方政府举债利弊谈

　　苏渝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预算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只能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代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消息一出，引发各方争鸣。

　　笔者认为，禁止地方政府举债既有利又有弊。

　　先看利的部分：可有效防范地方债务平台风险。

　　地方政府热衷于举债，原因有三：一是地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不断加重，保障房的建设缺口较大；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清，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做着许多本应由市场和企业去做的事情，职能越位必然导致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加剧；三是行政管理缺乏约束机制。

　　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了在有限任期内获取政绩，不惜大量融资举债，用于各类市政工程建设。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达10万多亿元，其潜在的风险不能忽视。一些地方政府，为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办法主要靠继续举债，以击鼓传花方式转给下届政府，也使风险积累，最终有可能资不抵债。

　　禁止地方政府举债，毕竟是建设“有限政府”的举措，限制地方政府的借贷权非常有必要。

　　再看弊的部分：有可能使“土地财政”继续走偏。

　　如果一刀切，简单地全面禁止，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举债恐怕只会收到南辕北辙的效果，因为造成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地方政府不仅需要承担大量的公共事务支出，尤其是近年来保障房建设的全国铺开，大兴土木，使资金需求惯性已很难刹住车。 2011年，中国政府就承诺开始兴建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此举旨在化解公众对房价上涨的不满，以帮助那些买不起商品房的市民居有所屋。保障房资金来自两大部分：一是地方政府靠土地出让金，也即通常所称的“土地财政”；另一部分只得靠发债。倘若中央政府由于担心地方政府债务过高而无力偿还，而禁止其借债，就有可能倒逼地方政府向“土地财政”倾斜。

　　试图靠禁止地方政府举债来化解地方债务危机，不仅无法立竿见影，反而会激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更加依赖，最终会因高企的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灭而使得资金链完全断裂，使债务风险加剧。

　　由此可见，禁止地方政府举债不能一刀切，可因地而为。要破解地方财政“举债过日”困境，除了发展地方经济，缩小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剪刀差外，改革现有的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增加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改变中央财政富得流油、地方财政穷得揩油的“头重脚轻”的现状也就非常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