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管齐下解决“二元用工”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造成劳务派遣这些乱象的原因主要有利益驱动、法律法规不明确以及监管不力等，这一用工形式失序已严重影响到劳务派遣工人的合法利益，损害了社会公平。

　　部分专家和基层干部分析认为，导致劳务派遣用工泛滥、扩大以及主业化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

　　一是利益驱动。绝大多数劳务派遣岗位都是行业里最底层的“苦力活”，许多企业为了减少用工成本，逃避企业社会责任、降低用工风险，而在常规主营业务岗位上使用大量劳务工。

　　二是体制原因。国有企事业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工的目的是规避上级主管部门对其工资总额和人员编制的限制，完成上级部门对劳动生产率的考核指标，减少正式员工能进不能出造成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僵化的问题。

　　三是现有法律法规不明确。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总体上给用人企业和派人公司“法律空子”“政策空白”比较多。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向记者介绍，法律规定“辅助性、临时性或替代性”可以用劳务派遣，但是这“三性”没有明确界定，非常不便于实际操作。

　　四是监管有难度。湖北省人社厅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处调研员王臻良介绍说，目前劳务派遣公司的登记注册在工商部门，而根据其适用的法律，业务监管又在人社部门。实际工作中，两个部门的信息和工作常常脱节，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劳务派遣公司龙蛇混杂的问题，工人权益难保障的问题。

　　针对当前劳务派遣用工存在的乱象《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不少劳务派遣工人、基层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及专家学者建议，应在调结构的同时，从法律完善、政策制定、市场引导、风险保障及监督立体等五方面着手，解决劳动“二元用工”的问题。

　　第一，从法律手段上具体明确“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岗位的范围，改变目前“三性工”规定太原则、简单，不具备可操作性的弊端。同时，给企业设定劳务派遣用工占比上限，坚决纠正企业把劳务派遣泛滥化、主流化的倾向。

　　第二，从政策手段上对我国社保制度设计及资金筹措方式进行微调。上缴社保费用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负担，但目前的社保基金水平又难以满足群众的保障需求。政府应承担起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在调低企业缴费标准的同时，从社会再分配中调整资金投入社保基金池，以保障群众的生活保障水平。

　　现行的一些政策允许企业为劳务工缴纳社保的基数及缴存比例低于正式职工，比例几乎相差一倍。由于实行两种不同标准，为节省社保和福利费用支出，企业更愿意使用廉价的劳务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宇鹏说，可考虑调低社保缴付标准而从社会二次分配中对社保金进行补充，例如将国有企业的盈利补充到社会保险中，将企业公共成本降下来，同时满足群众的保障需求。

　　第三，从市场手段上有针对性地鼓励发展一批专业的规模经济的劳务派遣企业。在劳务派遣发展到一定时期时，政府、行业协会可组织、引导同类劳务派遣公司组合设立行业性大型劳务派遣公司，对劳务市场小、散、乱的现状进行行业的清洗，建立规范的劳务公司及规范的用工制度。

　　第四，从经济手段上建立劳务派遣单位逐年提取风险基金机制，将对劳务工权益侵害补偿落到实处，防止发生重大劳资纠纷时劳务公司无力承担，导致需动用财政资金兜底的情况发生。

　　湖北省人社厅劳动关系处处长尚贤军建议，应加快建立劳务派遣单位提取风险基金机制。可每年从劳务派遣单位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作为本单位专项风险基金。该基金专款专用，由政府相关机构每年定期审核，按保险基金的运作方式进行管理。通过建立提取风险基金机制，基金逐年累计增加，提高劳务派遣单位抗风险能力，可有力地保障派遣员工的相关权益。

　　第五，从监管手段上应逐步将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纳入到工资总额，对劳务派遣申请实行前置审批提高准入门槛。此外，改变“多头治水”的情况，加强部门间联动与信息共享，利用社会力量加强对劳务派遣用工的监督。

　　国有企业大量使用劳务工，与企业的工资总额受国资委监管和限制有一定关系。劳务工的薪酬，通常可以从营销、运行维护成本，甚至从工程费用中支付，在财务上可以不占用企业工资总额。因此，广州市总工会工运史办主任何奇建议，应逐步将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纳入到工资总额，统一企业增员增资情况的管理渠道，避免“两个账本”，可有效遏制相关企业违法、违规大规模使用劳务派遣工的情况。

　　对劳务派遣的申请必须要前置审批提高准入门槛。唐山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建议，对劳务派遣企业在注册资本金、风险金、从业人员具备人力资源管理师资质等方面，必须设立严格的准入条件，工商及人社部门每年需要对备案单位进行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