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政经新周期下的民间资本与实业转型

　　新浪财经讯 2012年4月7日，由上海市浙江商会主办的“中国民营经济直面政经新周期高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图为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

　　辜胜阻：各位企业家、各位来宾，我演讲的题目是“政经新周期下的民间资本与实业转型”。

　　我主要讲六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政经新周期”。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直面政经的新周期”。2012年是全球的换届年。中共下半年要召开十八大，中国的台湾地区、香港特区刚完成换届，美国、韩国、印度以及欧洲的俄罗斯、法国也都面临换届。所以我们讲，今年是个换届年。研究表明，每一届美国政府的第四年，经济一般发展比较快，平均表现好于其他年份，这种现象被称为“第四年特征”，因为政客为了赢得选票，他最后一年的工作是想尽一切办法把经济搞好。比如说，小布什政府在执政最后一年实行减税、降息以及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来保障连任。有学者研究发现，我们国家也存在“换届效应”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历史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六届政府的任期内，整体上第五年的宏观经济平均表现比其他年份都要好。还有一个规律，地方政府换届以后的第一年或者说中央政府任期最后一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比上一年要快。这个就是我讲的第一个关键词，跟我们的主题“政经新周期”相吻合的。

　　我要讲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几次提到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是从中小企业里面划出来的一个概念。我们过去老讲中小企业融资难，但是大量的调查表明，中型企业的融资并不难，难的是小型微型企业。所以基于这一考虑，小微企业这一概念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而且频率达到七次之多。此外，从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和金融工作会议到今年的“两会”，“实体经济”也是频率出现比较高的一个关键词。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为什么这样讲？现在我们的实业真难做，做实业真苦，实体经济真危险。实体经济是一国的立国之本。我们的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有人说，存贷利率之间的差很大，造成银行暴利，还有银行乱收费的现象等等。银行的垄断成为一个焦点。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来，银行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这一次“两会”，政协的一号提案就是关注实体经济的。为了做好这个一号提案，我们过去十年去了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对一千多家中小企业进行了调研。我们调研发现，我们的实体型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融资难，十分严峻的用工荒，还有全方位的高成本。这三座大山导致我们的实体经济特别是从事实体经济的小微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我们在一千多家企业的调研中发现，10%的要升级，20%在转型，60%到70%左右面临上面讲到的三大生存困境。针对浙江的问题，我提出了我们实体型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是“三荒两高”。“人荒”就是用工荒，招不到、留不住、用不起。有企业跟我讲，过去一年走了一千多人，然后花很高的成本拼命招了一千多人。美国通用汽车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曾经说，企业不容易的是招人，更麻烦的是用人，最头痛的是走人。我们现在用工荒的问题是留人、招人、用人都有难题，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一大生存困境。“钱荒”就是前所未有的融资难，这是我要讲的第二大生存困境。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贵，还有融资险。大量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不得不依靠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去年有些老板讲，不借高利贷是等死，借了高利贷是找死。中小企业融资难，本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30年的改革开放期间，中小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但过去的一年，中小企业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融资难。工信部的调查显示，全国有约85%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浙江有约90%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约80%的小型微型企业要靠民间借贷来维持它的融资需求。而且，融资不仅“难”，而且和“贵”交织在一起。无论是体制内的银行贷款，还是体制外的民间融资，成本都非常高。不仅民间资本，上市公司、大型商业银行也将大量资本投向民间借贷市场。还有就是“电荒”。“两高”是指高税费、高成本，也就是第三大生存困境，中小企业全面进入高成本时代。利率高导致资金成本高；人民币升值，削弱了出口型企业的竞争优势；税率高，有调查称我国商品中含税的成本是美国的2到3倍，还有一个收费的费率高，特别是路桥的收费，推高了商品的成本。前不久我到香港，发现内地的人到香港买奶粉，这可以理解，因为香港的奶粉的安全性可能比内地高，但是内地的人到香港买洗发水，让人不可思议。现在境外的商品价格大大低于内地。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物流成本推高了商品价格，使境内境外价格倒挂。然后，薪金至少涨20%。还有土地出让金的问题，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较大。还有原材料的因素等。我们加入WTO十年以来发生两大变化，一个是中国不再便宜了，还有一个是中国不再缺钱了。

　　我讲的第三个关键词是“产业空心化”风险。2011年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的制造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我们的制造业大，但不强。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工业企业的数量是67家，我们只有25家。在世界品牌500强中，美国工业企业是77家，我们只有7家。每万就业人数中的专利申请数美国是23项，我们不到2项。比较而言，我们的制造业大，超过美国，但我们不强。另外，我们现在面临制造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所谓“空心化”，就是旧的已去、新的没来。比如温州的打火机产业过去辉煌时达到4000到5000家，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90%，打败了日本和韩国，但现在真正有效运行的只有十来家。所以有人说，打火机产业消失了就消失了，没关系。但打火机这种传统产业衰退了以后，取代它的新产业却没有出现。根据我们调研，目前的“产业空心化”潜在风险主要有五大表现。一是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二是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融资流向非实体经济领域；三是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相当一部分变成“僵尸”企业；四是随着企业精英大量移民或外迁，大量实体经济的发展要素流失；五是一些地方企业家坚守实业的精神衰退，浮躁或急躁于“赚快钱”。一些发达国家经受过“产业空心化”的教训，例如，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为什么日本经济会停滞、徘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房地产泡沫化。日本房地产在疯狂的时候，房地产的理论价值相当于GDP的2倍，有人说当时的东京可以买下美国。希腊现在是欧债危机的风暴眼，失业率达到50%，希腊人不敢生孩子，政府的债务与GDP的比重超过150%，这是高福利导致的产业空心化。拉美是过度城镇化。像巴西，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70%，但城镇化没有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同步，结果造成“空城计”，就是大量的农村人口到城市，但这些人找不到工作、生活在贫民窟。所以巴西要搞世界杯，首先要治理贫民窟。美国实体经济同样箫条，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上是老百姓对实体经济失衡的一种反抗。英国现在的服务业比重已经占到GDP的70%，其中金融占到30%，虚拟经济过于膨胀。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比较好的是德国，德国对实体经济重视，特别是制造业。前不久我跟世界银行中国区的行长对话，他说德国的制造业非常强，得益于他的制造业是非常专业化的。从我国外部环境来看，我们受外需的影响很大，虽然中国没有金融危机，但中国制造业外向度高，受国际影响较大；从我国内部来看，民营企业受到高成本、高税费的挤压，受到国有企业的排挤，可谓“内外夹击”。

　　最近温州备受关注，温州的问题表现为民间资本的热钱化，有人说温州现在至少有6000亿民间资本，还有人说有9000亿民间资本游离于实体经济。温州问题表面看是民间金融的高利贷化，实际是产业的空心化。温州的民间资本相当大的比例是流向了非实体经济。目前，一些地方出现中小企业老板跑路，大企业老板移民的现象。温州有一个“一家两制”的案例，丈夫做实业，一年打拼下来赚几十万，如果把其他方面一打发，年底基本不赚钱，老婆炒房一年赚上千万。实业和资本是这次论坛的主题。实业和资本是皮和毛的关系，百业兴，方能兴金融。

　　为什么实体经济会产生贫血？有人说是因为房地产泡沫造成的，有人说是因为外国的危机造成，还有人说是人民币升值造成出口行业亏本，还有人说是金融改革过慢造成小企业融资难，还有人认为是国企的扩张过大，造成民企的收缩。为什么民间资本逃离实体经济？现在企业成本攀升面临多重的经营困难，不能干；投资受限企业发展空间不足，没法干；利差的巨大实业不如投机，不想干。另外还面临着三大“两极分化”，一是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两极分化”，上游“银根、地根、能源流、物流”高度垄断，下游过度竞争。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两极分化”。我们实体企业的利润“比刀片还薄”，而靠息差以钱生钱的银行利润赚的“不好意思说”。第三是供应链上的大企业强势和小微企业弱势形成的分化，大企业故意拖欠企业的资金，小企业往往成为“三角债”中最容易受伤的主体。

　　第四个关键词，是“重振实业精神”。这关系到实业背后的环境。如何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如何重振实业精神？我觉得一是需要“放”，即放开垄断，深化改革，二是“扶”，即少取多予，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把扶持“三农”的某些政策移植到实体经济上来。三是“逼”，就是靠市场机制倒逼企业转型。同时，我们还要实现四项“回归”，首先是资本回归实业，其次是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位，第三是企业家精神回归实业精神，第四是移民或者是游走的商业精英回归本土。我们浙江省委省政府正在高度重视浙商的回归，以此来发展浙江的经济。浙江人在省外创造的价值超过了本土。有关研究表明，在海外和全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浙商创造的价值，相当于本土浙江的2.4倍。所以，我讲浙商的回归工程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曾经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俄罗斯的改革开放加以比较，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的最重要的经验，是我们有几千万华商。我们改革开放初期，靠华商、靠香港来推动我们的改革开放。浙江新一轮的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几百万海内外的浙商。有统计表明，在上海有50多万浙商，浙商在上海民营经济中的比重占六分之一。但是回乡投资面临“回归困惑”，有研究表明，融资环境不佳、缺乏配套政策、成本提高过快、人脉与社会资源空缺、家乡归属感缺失等问题影响着回乡热情。引浙商回乡，是靠感情、靠政策还是靠市场？这三个都需要。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环境，要靠市场，要有商机。讲到环境的时候，我讲一个苹果的例子。乔布斯去世之前曾经跟奥巴马有一番对话。乔布斯讲，苹果的设计是在美国，但大量的生产在海外特别是中国，奥巴马希望把工厂迁到美国，乔布斯说不可能迁回去。我们的宁波也提出来要花重金打造乔布斯式的领军人物，建设创新型城市。但乔布斯的打造，不能光靠政府，主要要靠实业致富的市场环境，我们的环境要让做实业的人致富，要靠创新让做实业的人大富。

　　第五个关键词，是温州“金融体制的改革”。我简单讲一下对温州这一次金融体制改革的看法。“两会”期间，有一个“向东是大海”的电视剧，前半部讲民间经济的艰难和生存之道，后半部讲述了民间经济的重要作用。民间金融的改革选在温州突破，之所以选择温州，一是温州民间资本多，二是温州呈现出浮躁、急躁于“赚快钱”的问题，三是温州发达的民营经济，四是房价高和产业空心化。温州金融改革应该有四大取向，一是引导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向“地上”，实现民间金融“阳光化”；二是推动民间金融从暗流涌动的“野蛮成长”到规范有序的“理性发展”，实现民间金融合法化；三是深化监管体制改革，放权地方管理民间金融，让其从“场外”走向“场内”，促进民间金融机构化；四是发展草根金融支持草根经济，构建与99%小微企业构成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温总理讲要通过金融改革打破银行的垄断。我认为此次改革，有四大效应可以预期：一是让民间金融合法化，构建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二是推行民间融资备案制度，避免审批制度的缺陷，简化民间投资环节，降低民间投资的“隐性”成本；三是构建以地方为主，地方和中央相互联动的监管体系，以防止出现监管真空，为民间金融规范化运作奠定基础；四是内外并举，使金融对内向民间资本的开放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行，促进民营企业海外拓展，提高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我觉得最大突破，是让民间资本能发起成立村镇银行。这有利于打破银行垄断，重构竞争有序的金融生态。我们应该吸取美国社区银行的经验，建立数以千计的民营银行来扶持小微企业。

　　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企业“转型的机遇”。我们的转型，现在面临多方面的机遇，最大机遇是人口城镇化。李克强副总理在博鳌论坛上讲，我们最需要的是内需，因为我们这一次“两会”上，政府近八年来首次提出了放弃GDP保8%的目标，把GDP的增长首度调到7.5%，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海内外较为担心的是中国经济会不会急剧下行，引起“硬着陆”。但有经济学家认为，8%左右的增长率会持续20年。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有城镇化带来的发展潜力。美国、欧洲GDP增长1%、2%都是很难的，但中国7.5%或者8%左右是可以实现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城镇化。当然，第二大机遇是经济服务化，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机遇是发展的低碳化、第四是产业的高端化、第五是企业信息化、第六是经营国际化。针对这六大转型升级机遇，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是我们最大的机遇和最大的商机，也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最持久的动力。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